保持艺术创作的初心
《可爱的中国》开播了,我不禁回想起2009年,为拍摄纪念百色起义80周年的电视剧《红七军》,我们一行参观广西百色起义纪念馆。一走进纪念馆,我就被震撼了!四面高高的墙上,一排排黑白照片是在百色起义中牺牲的烈士,他们中有的18岁、20岁,有的才16岁、17岁,有普通士兵也有排长、连长,墙上镌刻着这些年轻人的口号:“革命是快乐的事业”。我很惊讶,当时的年轻人怎么会有这样的理想和信仰?
10年来,百色起义纪念馆里一张张年轻的面孔,“革命是快乐的事业”的口号,时时回荡在我的脑海里、叩问着我的心。那一次震撼,改变了我的创作轨迹,也改变了我的艺术人生。此后,我接连拍摄了《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右玉和她的县委书记们》《可爱的中国》等主旋律电视剧。
我是一个喜欢自讨苦吃的人,不喜欢拍一种类型的作品,所以没有现成经验可以借鉴和吸取,每接到一部片子,都是一张白纸,从零开始。拿到《右玉和她的县委书记们》的剧本之前,我并不了解右玉,所以先后两次去右玉采风。这是我创作采风时间最长的一次,我们待了45天,采访的带子有1000多分钟,后来片子的构思和创作构想都是在这个过程中完成的。我清晰记得第一个采访对象有90多岁,他手上的关节全部变形,但他很自豪,我从他的身上看到右玉人不服输的精神,要建立美好家园的执著。他们一直守着这片土地,耕耘生命、改变家园,非常了不起。右玉人的坚韧、悲壮、可歌可泣,深深打动了我,我想这就是中国人的故事。
创作《可爱的中国》之前,方志敏对于我是一个耳熟不能详的名字。方志敏究竟是怎样一个人?他的革命生涯是怎样的?除了他的不朽之作《可爱的中国》《清贫》,我一无所知。接到剧本后,我搜集他的资料,研究他的历史,透过历史事件的表象,读解他的内心。
首先被触动的就是,这些革命者太年轻了。电视剧《可爱的中国》里,方志敏出场是在1926年大革命时期,那一年他27岁,彭湃30岁,毛泽东33岁,三个年轻人心怀中国革命的崇高理想。正是这样一批年轻人前赴后继,带领中国人民建立了新中国。我们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尤其不应该忘记新中国是如何走来的。
方志敏身上另一个吸引我的特质,就是他的信仰。方志敏在遗著《可爱的中国》中写道:“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因为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他把自己的生命与民族、国家、时代紧密联系在一起,始终坚定而顽强地忠于自己的信仰。当他率领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迎战敌人的20万大军时,他抱着赴死的决心。他对妻子缪敏说,我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如果遇到那种情况,我一定会坚决地赴死,不会犹豫,而且不会有第二种选择。他被俘后在监狱里没有纸和笔,就用手指沾着水写下四个字:“视死如归”。严酷的环境下,方志敏革命到最后一分钟,流尽最后一滴血。他身上共产党员的自信和坚定,崇高的革命信仰,深深震撼了我。
虽然常常自讨苦吃,但我很享受创作的过程。山西省右玉县地处晋西北边陲,太阳辐射强烈,冬季严寒漫长,年平均气温只有4.2摄氏度。我们上千人的拍摄队伍,在零下30摄氏度的右玉,一拍就是十七八个小时;也曾驻扎在沙漠里七八天,天天吃着沙子,每天只休息四五个小时,只为还原最真实的当年的右玉。我很自豪的是,没有一个人偷懒,没有一个人抱怨,也没有一个人计较片酬的多少。大家心里只有一个念头:讲好右玉的故事。
现在影视行业受市场和资本影响,一些人把影视作品当产品来经营。我不同意这种看法。导演作为镜头背后讲故事的人,应当对作品中的人物有情感有思考,对创作有使命感有担当。既然电视剧打上了“吴子牛作品”,我就要对得起作品两个字,要尽力追求精致表达,力求作品饱含生活的厚度、历史的厚度、思想的厚度。
拍右玉的时候,我提出要拍出她的“神”,而不仅仅是她的“形”。拍《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我们采取与伟人近距离接触的视角。我相信,只有贴着人物的心跳去讲故事,人物形象才有感染力,故事才动人。方志敏不仅是铁骨铮铮的共产党人,还是融革命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于一身的文人,这是他独特的人格魅力。他一生留下14万多字的文字,很多是被俘后在死亡边缘通过各种渠道送出去的。他喜欢写作,诗文是他的内宇宙,更是中国革命的精神财富。但我们没有特别严丝合缝地还原,用记录的方式再现,而是艺术化地表现一个伟大又可亲可爱的方志敏。电视剧中有些写意浪漫的笔触,那是我们与方志敏的精神对话,是跨越时空的心灵碰撞。
创作《可爱的中国》,每天与主角方志敏打交道,听他说话,看着他的一举一动,融入他的精神世界,我感觉自己的心灵也得到了净化。上世纪90年代初,我曾在报纸上读过一篇文章《理想主义骑马归来》。在《可爱的中国》里,我们呼唤的就是理想主义,呼唤的就是方志敏式的初心。
从事影视创作30多年,我深感主旋律作品是当下真正的大众艺术。我愿意做一名耕耘者,在荧屏开掘中国故事,为时代撒下美好和希望。
(任姗姗、刘青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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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王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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