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静的顿河”那未开垦的处女地

如媒体所言，俄罗斯导演科兹洛夫八小时话剧《静静的顿河》在中国观众当中刮起了一阵旋风，先是在哈尔滨，然后是北京与上海。这股旋风的“功德”之一，就是让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肖洛霍夫的这部文学巨著重新回到了我们的视野。

重新发现《静静的顿河》

为什么是“重新”？因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部20世纪苏联文学经典是带有种种预设性、局限性被接受的。从“反面”来看，近年来这部经典的被冷落、被陌生，也恰恰说明了这一点（关于“苏联”的一切都被坊间认为是陈旧过时的）。所以，我们不妨“好风凭借力”，在当下语境中重新打开这个文本，如何呢？

在“苏维埃文学”的范畴里，如果说肖洛霍夫是仅次于高尔基的大人物，《静静的顿河》是雄踞长篇小说奥林匹斯山巅峰的杰作，应该不会有太大争议。但这不是有点奇怪吗？第一，这部极为成熟、史诗格局的小说出自一个教育程度并不高的、二十多岁的青年哥萨克之手；第二，这部小说的主人公不停地在红军与白军之间摇摆——作者的前辈，出身、教育都超出他许多的大作家、大戏剧家布尔加科夫，不是也写了《白卫军》（即戏剧《图尔宾一家》）吗？至于后来产生的、类似的描写红色革命与“兄弟阋于墙”关系的文艺作品更是数不胜数，例如匈牙利电影大师扬索的《红军与白军》、塞尔维亚大导演库斯图里卡的《地下》、希腊电影大师安哲罗普洛斯的《哭泣的草原》等等，乃至于我们的《白鹿原》；第三，这部作品从它诞生之日起就争议不断，在长达十四年的创作中肖洛霍夫拒绝了各种修改要求，甚至主动“顶撞”《十月》杂志。要知道，那可是1930年。

从国家领导人到负责文艺的领导，对这部小说都明确提出过反对意见，在火药味十足的1940年斯大林奖金的评选中，却在无记名投票中以压倒多数获奖。世人往往以为是1965年的诺贝尔文学奖给肖洛霍夫带来了世界声誉，然而事实刚好相反。作为世界一流小说家的肖洛霍夫在获得诺奖的四十年前就已经有了国际声誉。二十世纪20年代，《静静的顿河》德文版就已经在魏玛共和国出版；1930年，法文版在巴黎问世；英文版、中文版和日文版都是在二十世纪30年代出版的。那么，究竟是什么让一个青年作家的作品如此受欢迎？

耐人寻味的是，当时正是欧洲文学的先锋主义意识高涨的时期，1907年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就出版了，而《静静的顿河》却是一部写作手法很“传统”、古典史诗一般的作品，在很多方面让人想起列夫·托尔斯泰。

肖洛霍夫之所以“高级”

最“托尔斯泰”的并不是小说的体量或对“战争与和平”的书写，而是对主人公艺术生命的态度。在被肖洛霍夫创造出来之后，这些艺术形象的生命、命运就不再由作者的主观立场决定，就好像安娜·卡列尼娜最后偏离了托尔斯泰预设的命运，走向了另一条轨道，主人公格里高利·麦列霍夫其实是每次都做出了自己的选择，而并非“摇摆”，他也不可能“走向光明的道路”，这种选择也不以作者的意志而转移。这也正是肖洛霍夫“高级”的地方，也是小说成为一部经得住时间考验的哥萨克史诗的原因。

《静静的顿河》如同大多数俄罗斯文学那样，充满了苦难叙事，但是并非像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具有宗教哲学的深度。它只是把苦难打开来给你看，这一点也颇似托尔斯泰。佛家讲，苦分三种，苦苦、坏苦、行苦。《静静的顿河》可谓苦之大全。不用说血腥杀戮、手足相残、生老病死，个性的局限同样是苦的。以阿克西尼娅为例，她不仅遭受过被生父强奸、目睹哥哥和母亲将父亲活活打死的苦，更要经受自己的情欲之苦，它不仅带给自己无尽的痛苦，还给丈夫、情人、其他无辜的人们带来沉重的苦难。可是肖洛霍夫同时又是非常深刻的，阿克西尼娅是一个复杂的统一体，但是她对格里高利的爱最后成为超越性的、一种唯一的、像母亲对儿子那样的爱。

作为顿河哥萨克的后代，肖洛霍夫显然有通过小说树碑立传、“立此存照”的意图。当然我们可以归结为百余年来哥萨克的“身份认同”问题——在新的历史转折期，传统封建政教合一、宗法制度语境下顿河哥萨克那个得以安身立命的天职——成为沙皇的军刀、战马而不与宗教精神违背，西到多瑙河，东至黑龙江，在如此定义中他们的每次杀伐的功绩都抵消了过失，因而心安理得——这种合法性绝对受到了挑战，记得爱森斯坦《战舰波将金号》中大屠杀场面一开始，就是“哥萨克来了”几个大字。但绝非所有面临身份认同危机的族群都能拥有这样一部优秀的精神史诗。在小说最后一卷，有一句作者的直抒胸臆，笔者试译如下：用永不凝结的哥萨克的鲜血灌溉的顿河草原，我要谦卑地向你顶礼，像儿子一样亲吻你那静默的土地。

格里高利这小子

这样的对“大地母亲”的表白方式可以说非常“哥萨克”了，但是那无声的大地，是和流淌的、有声的顿河一样“静静”的，而作者另一部讲述二十世纪30年代农业集体化时期顿河生活的《被开垦的处女地》中，大地和人就不再是这样的关系。比较起来，《静静的顿河》就好比“未开垦”的，里面有质朴的、饱满的情感浓度（这也是它为什么感人的主要原因），只有明白了这一点，我们才能明白肖洛霍夫对格里高利的真实态度，即他根本不是顺风倒的骑墙派，倒更好似传统俄罗斯民间文学中那个“探索真理的人”。

《静静的顿河》又好比一幅顿河哥萨克风情画，其中没有任何复杂的技巧或高深莫测的哲学思想，却充满惊人的、真实可信的细节。到什么程度呢？这部小说可以当作一部严肃的顿河地区哥萨克百科全书来看。作为一部写农村的小说，作者对各种农活儿的熟悉，只有一个“老把式”才能做得到。再比如，小说中对马的描写，不是一绝？他是如此深谙哥萨克人（尤其是男人）对马的感情，马在小说中的功能实际上和人物是同等的，作者是把马当作人来写的，如果对马没有什么感觉，是不太可能读懂这部小说的，更不要说去理解格里高利这个人物了。

肖洛霍夫在人物塑造上与托尔斯泰大有不同。托翁很少直接描写人物的具体外表，更多是从心理上让你“觉得”这个人物活灵活现。肖洛霍夫刚好相反，他已经非常详细地描述了几乎每一个人物的具体的长相，详细到他们的内衣，他们的毛发，不同部位的毛发，毛发的颜色、浓密程度，是黑色的、金色的、亚麻色的还是红色的，髭须是什么颜色的，手臂的汗毛是否浓密等等。

格里高利是个鹰钩鼻子、目光锐利、黑色头发的汉子，有浓密的黑色胸毛，整个人是黑黑的（当然是白种人的黑），这也是为什么1957年格拉西莫夫导演的电影《静静的顿河》“一眼入魂”的重要原因之一，主人公的形象太准确了！对比之下，科兹洛夫这版话剧虽然青春逼人，却在主人公形象上失分了。鲜肉是鲜肉，但是格里高利的形象必须远远超出这个范畴。

哥萨克古歌如怨如慕

这也涉及话剧《静静的顿河》要面对的另一个很大的问题。科兹洛夫这版八小时话剧的优点之一，就是他尽力“再现”这幅顿河哥萨克风情画。可以理解，毕竟是在这个时代。

但与此同时，这也是为什么外国观众会觉得前半部分铺陈太长的原因。肖洛霍夫的语言是一种哥萨克俗语、俚语、方言与文学语言的结合，对于本土观众来说，这正是他这幅画卷真实可信、生动活泼的原因，那些哥萨克农民家庭之间的家长里短、来来往往、婚丧嫁娶，本身就是民族志与风俗画。为此，这些在城里长大的、非常年轻的演员努力学习了顿河农村哥萨克的方言。很可惜的是，他们付出很大心血，在舞台上饶有情趣、风味的对白，就像古诗一般，经过翻译之后顿时魅力全失。这是一个基本上没法解决的问题，剧院字幕只能尽量保证对剧情的理解，过多的解释会造成观众只能看字幕，根本顾不上看演出（再说也很难准确传达）。

幸好，舞蹈和音乐也是展现这幅风情画的重要手段。

当今美国嘻哈界刮起了一阵“бабушка（大妈） boy”风，各位嘻哈歌手纷纷将斯拉夫妇女的花头巾裹上头，从而使其变成一种令人迷惑的时尚单品，科兹洛夫这部话剧无意中撞上了这股潮流。虽然这只是玩笑话，但这部戏显然极大提高了顶着花头巾的女性，或者说баба（较为近似的译法是“娘们儿”）在故事里的比重。她们的生活与命运成为话剧的主体。她们的歌舞是推进剧情的重要手段。导演显然不是无意地选取了多首哥萨克古歌谣，假如我们对俄罗斯哥萨克合唱团（库班哥萨克合唱团，成立于1811年）略有了解的话，就会明白他们挖掘整理了多少流传两百年以上的古歌谣。主题歌更是采用了与格拉西莫夫电影版同一首古歌。虽然我们又一次限制于翻译，但是这些古歌谣曲是真正的、历史沉淀下来的一部“心灵史”。假如我们留心倾听的话，这些哥萨克“баба”们的歌如怨如慕、如泣如诉。或许，这种饱含泪水的倾诉比台词表达得更淋漓尽致。

能懂得这种倾诉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