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掉诚意的滤镜 俯身倾听“长安”

朱漆阁上，仕女弄弦，街市，膨起一簇火光，纸灯走水，骚动声起——随此长镜头，拉开《长安十二时辰》，这部历史演绎小说的架势：我，有格调，也有诚意。剧版《长安》，丝竹管弦、一草一木，似乎都在溢出屏幕。

马伯庸的此番故事并非平地起楼，对《刺客信条》的知乎问答，让他一时手顺，起了开头，再借鉴《反恐24小时》的佳构剧念头，就有了这段“唐史”。

故事不复杂：为挫败上元节当日袭击长安城的阴谋，少年壮志的司丞李必不惜捞出死囚张小敬，共赴国难。

该剧因此被戏称《大唐反恐24小时》，但照我看，历史从来是来帮忙的，体现创作者才华的并不是考据能力，而应是对史实独具一格的解读——日本历史小说作家司马辽太郎是最好范例。

凡是评论，不虞之誉，求全之毁才是寻常。但因国剧近年以“伪历史剧”怠慢观众已久，信心负数，“长安”不声不息、只多不少地还来尊重，大家不平久矣，终得一报，因惊更喜，点赞爆棚之余，少不了对宿怨的快意发泄，可谓态度定江山。

只是，万一耽溺美人皮相太美，错漏她有趣的灵魂，也是辜负。播出近半，也到了关注这故事底下的“文章”的时候——坦率说，诚意也是滤镜。关掉滤镜，除了无处不在的诚意爆表，《长安》还在表达什么？

人物升级  万事皆允

故事背景，挑选在天宝三年。天宝（公元742年正月—756年七月）是唐玄宗李隆基年间年号，共计十五载。天宝三载正月朔改“年”为“载”，而改元原因，据说是玄宗认为一生中的大事都已办完，想要开始享受成果，这才有了剧里“圣人”欲携妃温泉避世，林九郎弄权，与太子之间的政治博弈背景。

一个悬疑推理故事，就此揭开现实底色，台前的小人物，也有不少面貌突破。

称其“小”人物，已说明该剧进行了人物形象升级之一种：张小敬被绳索套着脖颈出场，有如拖出一匹死狗。借周边人之口，渲染出有关他的神秘感，其实是连着上司在内，已杀了三十四条人命、众叛亲离的畏惧心。而死囚张小敬，之所以被李必看中，一来是他面上疤痕所昭然若揭的狠劲，二是危局下险棋，情势突变，要借其俗世智慧、线人渠道一用。

这种人物的开局搭子，类型片里屡见不鲜，当然老梗也照样开新花，比如《绿皮书》，黑人音乐家挑选底层白人做护法，一样路数。

但对国剧来说，这次人物的主要好感度在于，关了金手指——张小敬更接近美国作家钱德勒笔下的颓废硬汉侦探马洛，弯腰驼背，肉骨凡胎：跑不快、没神力，拨不开人墙，就眼睁睁看着舆图五米开外被抢、活口被人群踩踏而死，自己还是人家手里的捉放曹，身为“长安城里权利最大的囚犯”，上刻钟牵出吃柿子喝肉汤，下刻钟牵回牢房。

在人物身上挖坑设限，低处着眼，固然给情节上出难题，但形象上倒能大收红利，所以真正标致的类型片，皆勘破这一规律，“高大全”的人物，在美剧英剧中，早是白垩纪年间往事。

《长安》的另一男主李必，也无往而不在枷锁之中——睿智但运气坏，不像梅长苏人脉铺地手眼通天，又是夹缝中人，上有老师监督，再上上有太子需顾及，即便声声耿直，拂尘甩出的，似乎都是股股正气，但艰难抉择，如履薄冰，总比杰克苏小说的高岭之花要亲善可掬。

让人物开挂，是国产剧的历来弊病，说穿了，是个偷懒的态度问题。而敢让笔下人把局限活出来，作者的智慧和胆量也随之显现，观众也摆脱了被低估的沮丧。

关于人物的升级之二，在于被人物不断撕开的悲剧气氛，而其立足点于：剧中之人，都有欲望，且都日渐执着。

境遇坏得不能再坏，也是解脱，被投入死牢的张小敬，本已心如古井、只等身死，结果被投以一丝渺茫希望，捞回尘世，叫他既要受求生欲的煎熬，又要为没死透的责任感继续买单，何况，张小敬本身就是欲望炽烈之人——之所以成为死囚，也是因为他有惩恶的欲望，而其之执着，到既愿意叫他人死，也愿意自己蹈死的程度。

不论开篇即让另一男主李必血脉偾张，直接吼出“我要当宰相”是否得宜，但他的欲望也一清二白：保长安之安，保太子之安，保心地之安。

张小敬、李必，虽史料查有此人，但故事纯属演绎，倒是叫人想起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坂本龙马木户孝允等人，靖安司的设定，也对应新撰组。池田屋事件，即是长州藩士要在京都放火，但具体地点未知，而新撰组成员必须在倒计时下“反恐”。

这一过程惨烈较《长安》有过之而无不及，在《新撰组异闻录》结尾，双方都付出了极大代价：新撰组惨胜收兵，伤兵伤将一起攀上屋顶看烟火，另一边，吉田的徒弟在幽暗巷尾，忽明忽暗，抱着老师的头颅恸哭——人在大势更替面前，有如齑粉，但还是为随时覆灭的理想（欲望）在各行坚持，活下去。

人人趋利避害，区别只是每人心目中的“利害”定义不同。所谓理想，即是更高层次的欲望。

《长安》剧中，人物皆有所求、各自纷纭：太子有政治抱负，有继位欲望，林九郎已是右相，有握权欲望，李必身边女奴檀棋有爱情欲望，诗人程参有用才华换声誉的欲望，就连剧中人嘴里的李太白，也有当国师的欲望——“恐怖分子”的欲望虽未揭开，罪魁祸首的欲望虽在此文不可剧透，但也有理有据。

对错之争，常是立场之争，欲望面前，人人有理。长安图景下的十二时辰，越来越像一个个铿然的欲望之间，无法兼容的叮当乱响。而欲望如兽，又都在互相交战中被不断喂大胃口——它好比影子，越大，就衬得它的主人，越伶仃。

张小敬既出死牢，就不可遏制地向裹着生欲的正义感再度狂奔，他像罗网困兽，不长记性地反复再踏中机关。随剧情发展，之后只会更见包括李必、何监、狼卫在内的无可奈何、焦灼撕扯。而若要给《长安》一剧加以主题，硬币两面，都可以拿他山之石来攻玉：一面是“权力的游戏”，一面是《刺客信条》的“万事皆虚”。

只要人性被无差别携带进各个时代，一切被书写的历史，都是当代史。而好的历史剧，本质上是现实主义——只因史实版图再大，都远不及人性内部的疆域宽阔。

历史哀荣  万事皆虚

人人都是海岬峭壁上的蜘蛛，专注织网，不曾看到悬崖万丈。因为《长安》有了渺然如蛛、但拼力吐丝的升级人物，天宝三年的设置，才有了升级涵义。

如上所述，玄宗在737年斩三子，寝食不安后遇太真，745年，已有避世之心，而当时大唐已经落花时节，随着李隆基步入暮年，表面锦绣，内里弊病丛生、积重难返。

《长安》用至臻制作，拉观众回到唐朝金色梦中，令人沉浸于一日看尽长安花的兴奋，但湮灭感是远处雷声。

张小敬和李必，粉碎阴谋、守护长安之心越深，在获知权力真相、在底牌翻开时，力所不能及的讽刺感就会越深。看他们绞尽脑汁、左右奔袭，倒像是在看沙滩作画，好比在等命运应声敲碎这块正努力擦干净的玻璃。

而剧中始终居于幕后的“圣人”，因此引人猜测：最顶层的玄宗，固然可能是老来昏聩、刚愎自用，也有可能是高处视线最好，目空一切，哲人一个，最为虚无。

加缪写古罗马暴君《卡里古拉》时，动的就是此念，这才把对方重注为一个先知先觉的存在主义者。其笔下暴君以其暴虐手段，对庸常世界进行振聋发聩的折磨，结果身边也像玄宗一样怨声沸腾。当他最后被叛众一拥而上刺杀时，跳上宝座喊出“历史上见”。而《长安》中的“圣人”，比翼鸟连理枝，暮年归隐，远走骊山，纵容权臣，是否也有股人间茫茫的幻灭感。

“万事皆虚”，是《刺客信条》的主题，马伯庸因故事接龙触发的《长安》，价值框架受其影响，在所难免。而眼看他起高楼的长安城，难逃南柯一梦，彩云易散琉璃脆，世间好物不坚牢。

另一面，万事皆虚，也都是对人而言。秦时明月，天轮硕大，照古照今，昨日长安，已是今日西安，张小敬李必护卫之街巷，日已是仿古建筑门票收讫，物不是人也非，惟余莽莽那是因为人太微小，都是历史的尘埃。

而在大梦之中，雾霭四合，努力奔跑、气喘吁吁的人们，因此更添悲壮感，即便空中传来“万事皆虚”的声音，仍以“万事皆允”的姿势，花式突围，虽败尤战，简直有古希腊悲剧的视界。

——再看《长安》。目前几个单项分值遥遥领先，主要赞誉一边倒地集中在夸制作长板、夸历史考据长板、夸品相良心长板。若是骨子里，做得如上这般主题文章，该剧便再无对其或有皮相与骨相不够相配的诟病，也将一扫逐渐沉淀下来的，去滤镜后，对其本末配比不均的隐忧。

对故事来讲，观众的心态一半是值回票价，一半不是。造价半个亿的城池，终归只是一城一地，取景而已。而桌椅板凳服化道、纤毫入微的制作细节，有理有据的历史出处，说到底，都是个从“内核—故事—人物—制作拍摄”，涟漪般由内到外，不断扩散的套娃关系。

然而，播剧还未半，观众的热忱已不只是投桃报李，而是滴水涌泉，唯愿其后集数，不负这番慷慨。

其实诚意待人，是分内事，只是之前分内事做得不好，叫观众白受委屈。而《长安》此次一片赤忱，优势醒目，故事进步，得以拨乱反正，真正升级的既是职业精神，也是制作品质，更是国剧信心。

因此，与其说创作者令人感动，不如说中国观众才第一友好宽厚，对品质国货的情感，物以稀为贵，必暗用与英剧美剧的两套标准：能力可恕，态度第一。这种其乐融融的久违蜜月，对从业者来讲，既是鼓舞，也是羞耻心。

而做一点“一棵是枣树，另一棵也是枣树”的猜测，就免不了牵强附会，但也是个态度问题——对美人人格层面的尊重：我愿探索你的内在；在大多数人夸你的妆容认真时，我附身倾听你的喃喃：

也许你是要想与我分享长安的那片哀荣，虽然真正的长安的一天，是看不到的。

但是尊重，看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