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文坛“年龄焦虑”，被“催熟”的青年写作怎么破

对于真正想要长期写作的青年写作者，传播渠道的多元、充沛，并不代表现有文学体制足够健康、完善，规模和数量的过剩，反而会让一些真正的好作品被“饱和溢出”的信息所淹没和稀释

作家要走得长远，需勇于跳出自己的“舒适区”，松绑已有的写作或思维惯性，当更多中国年轻作家从自身和现实出发，找到根植日常却又超越现实的“跳板”，或许能打开新的类型写作之可能

如今，文学作品的发表和出版相对变得越来越容易，大量的85后、90后青年写作者借助文学期刊专栏、征文比赛、文学奖项以及新媒体平台，涌入我们的阅读视野。由此产生的疑问和争议也层出不穷——被推介的新面孔们能提供富有创造力的审美元素吗？文坛是否普遍存在“青年崇拜”？这背后弥漫的“年龄焦虑”意味着什么？

评论家黄德海抛出反思：“这些年，我们对青年作家的刻意推举太多了，也因此造成写作不会遇到真正的障碍，从而延迟或阻断了对自身问题的思考，妨害进步。不少发表作品形成‘杂志路数’或某种套路，最后变成我们自己都讨厌的同质化产品。从这个意义上说，青年写作是不是可以换成‘成熟写作’的提法？”

无论是上周末在复旦大学举办的上海—南京双城文学工作坊现场，从“世界文学和青年写作”主题激荡出的话题涟漪，还是最近《中华文学选刊》对百余名35岁以下写作者展开的“当代青年作家问卷调查”，都释放出一个信号：对于真正想要长期写作的青年写作者，传播渠道的多元、充沛，并不代表现有文学体制足够健康、完善，规模和数量的过剩，反而会让一些真正的好作品被“饱和溢出”的信息所淹没和稀释。

全世界都渴求年轻血液，是刚需还是“媚少”？

“一直鼓励青年的姿态会造成一个问题，就是带来矫揉造作的作风。这几年，年轻人都被奖励得快疯了——出来一个人，刚露面就拿奖，频频出书，虽只能卖两三千册，但大家就很起劲，迫不及待去‘催熟’。有些年轻人写得根本不成熟，甚至只是习作，对这个世界没有到位的认识。其实，每一代都是从竞争里拼出来，被退稿，有瓶颈，是必经之路。有的人本来就耗尽了，给他们不应得的虚荣，容易把人带入火坑。”黄德海认为，人们说要反对同质化，但似乎又在用鼓励求新求变的方式加重了同质化。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何平用“媚少”形容这一心理状态，认为对青年写作群体的过度讨好是值得警惕的。如今，出版界对文学新人的渴求有多迫切？上海文艺出版社副社长李伟长谈到，不少年轻作者刚写了一些作品，就迫不及待和出版社合作推上市场，“但反响比较惨淡，出了几十种书，如今仍被认可提及的也就三四个人”。他分析说，文学创作的生长是有自然秩序的，但因种种期待和整体氛围，这种秩序一旦被干预后，可能会让优胜劣汰产生某种不平衡。

也有期刊编辑和评论家认为，寻找新鲜血液和年轻声音，是文坛的一种刚需。《钟山》副主编何同彬谈到，从职业角度考量，等青年作家都写成熟再发表就晚了——“很多国内刊物在推广青年人方面不遗余力，像动力十足的收割机一样，一茬一茬地割，生怕漏掉谁。这让不太注重群体性、事件性推出青年作家的刊物很焦虑。”他半开玩笑道，要是作家成名后都说，我们是从某某刊物走出来的，却很少提及《钟山》，那就无比尴尬了。

不光是国内文坛，外国不少文学奖项也倾向于颁给年轻人或刚投身文学创作的人。比如，著名的法国龚古尔奖一般都颁给三四十岁作家，近些年甚至直接颁给处女作，如法国里昂圣马可中学48岁生物教师阿历克斯·热尼以处女作《法国兵法》拿下2011年龚古尔奖，80后作家蕾拉·斯利玛尼在35岁时凭借《温柔之歌》获奖。“刚起步的作家也可以写就成熟作品，甚至是传世之作，像兰波、加缪等。归根到底，文学应嘉奖好作家和好作品，而不是过多权衡作家的年龄、资历。”南京大学法语系教授黄荭说。

粗粝的、新鲜的、异质性的写作在哪里？

在评论家方岩看来，一定程度上的“青年崇拜”是需要的，毕竟文艺圈要改变现有处境、往前挺进、扩大队伍；但他也注意到，一旦青年写作和丰厚的欲望诉求掺和在一起，失去了本心匠心，就很可能走下坡路。“真正的青年写作，应该提供一些粗粝的、新鲜的、异质性的东西。”他谈到，比如作家默音《甲马》、周恺《苔》、李宏伟《国王与抒情诗》等小说，在题材、叙事、文本上作出了新锐而宝贵的探索，风格鲜明，辨识度很高。

“最新鲜的东西最容易腐坏，需警醒到底何谓真正的新鲜。”《上海文化》副主编、评论家张定浩认为：青年写作中的一些“失控”，反而是动人的，能避免很多油滑的东西；保持真正年轻的写作心态，要主动与流行性话语保持疏离，这种疏离感是青春气息的关键质地。

“总说成名要趁早，这当然很重要，但成名早往往也意味着容易走向昙花一现。优秀的青年写作者，更应耐得住寂寞，不被鲜花和掌声迷惑，不被各种奖项征服，静静感受观察巨变中的复杂时代。”江苏省作协创研室副主任韩松刚直言，文学是创造、是发现，但所有的创造和发现，除了来自灵感，更多的是来自对于时代、社会、人心的自我倾听和召唤。“要把写作投入到世界这个广阔的舞台上，在这个舞台上该写什么、表达什么，决定了青年写作者的创作未来。”恰如作家左眩所说：思考，书写，表达，这注定是漫长的过程。在写作尚未成熟的阶段，与其去做被高高抛起的那一个，不如去做匍匐在地的那一个。

在上海译文出版社副总编辑、作家黄昱宁看来，国外作家的成熟周期“不像国内那么着急”，更看重青年作家的异质性。以目前在欧美文坛崭露头角的爱尔兰90后作家萨莉·鲁尼为例，她第二部作品《普通人》获科斯塔年度最佳小说奖，成为这一奖项史上最年轻得主，其小说《聊天记录》中译本也即将上市。“鲁尼的语言看上去非常时髦，以聊天记录串联起现代人社会生活和思想感情，具有天然的‘网感’；批判力度也很强，文本中对于西方社会阶层之间冲突的敏感令人惊讶，这种敏感甚至是相当老派的。”

“青年”标签不是通行证，是时候松绑写作惯性

在书评人宗城看来，刻意对立“青年”与“中老年”写作，粗糙划分框架容易让讨论变成一个标签和另一标签的打架，沦为权威对年轻人的说教。《中华文学选刊》执行主编徐晨亮告诉记者，围绕当代青年写作的争议，更多折射出现有文学传播格局、评价体系与整体生态的问题，应借助讨论青年写作加以全局性反思，而非将之窄化为某一代际写作者的问题。

也就是说，“捧杀”和“鼓励”是两码事，青年写作的倡导不应刻意区分年龄。出生于上世纪50年代的作家王安忆，针对80后90后年代分层有个讲法：“再有二十三十年过去，回头看，我们和你们其实是一代人。文学的时间和现实的时间不同，它的容量是根据思想的浓度，思想的浓度也许又根据历史的剧烈程度，总之，它除去自然的流逝，还要依凭于价值，我们还没有向时间攫取更高的价值来提供你们继承，所以，还是和我们共同努力共同进步，让二十年三十年后的青年能真正读我们的书长大。”

而这种“思想的浓度”并非多读几本经典中外著作就能酿成。诚然，青年作家的文化视野越来越广，甚至能直接看懂外文著作，无须借助中译本，对一门或多个语言门类的“世界文学”的理解，一定程度上也反哺自身写作。但另一方面，看似放眼全球的视野，能否真正为创作加分，从而更好、更快地进入相对成熟的写作状态，也取决于不同个体对生活素材的把握。

何同彬发现，一些年轻人的主要才华都体现在给作品起篇名和写创作谈上了，张口闭口都是“世界文学”的各种“高级”经验，但写出来的作品经常乏善可陈，跟他们所娴熟讨论的“世界文学”并没有关系。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黄平也认为，有的青年学子说起文学理论、叙事技巧来头头是道，却严重匮乏对身边人与事的观察了解，这种对所处生活的漠视乃至选择性偏见，很难创作出富有可信度、感染力的文本。

作家要走得长远，需勇于跳出自己的“舒适区”，松绑已有的写作或思维惯性，当更多中国年轻作家从自身和现实出发，找到根植日常却又超越现实的“跳板”，或许能打开新的类型写作之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