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志武：贸易是中国最坏的选择

　　贸易主义等于增加交易成本，竞争和创新，往经济增长链中加沙子，而不是加润滑剂

　　地方贸易主义当然，因为一个省、一个地区往往在经济上难以自给自足。那么，在国家层面呢？难道国家贸易主义也吗？加上民族主义情节后，其讨论可能更加难以。

　　跟中国相比，美国已经是世界经济最强国，从某种意义上讲，它需要做的是守住其经济地位，甚至可以在某些行业或企业中采用贸易政策，这也不一定对其经济有太多；而中国则不同，中国有了目前的实力之后，更应该希望其它国家都，自己当然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只有这样，中国的经济才能进一步增长，也才能在国际竞争中出真正有实力的中国企业，并在国内进一步推动有利于市场持续发展的制度变革。最坏的政策是在这种时候中国主动推行贸易主义，。

　　记得第一次去上海是1984年，那时我在国防科技大学读研究生，还没学过什么中国历史，所以对上海跟中国其它地方的差别，除了惊叹之外，似乎没有太多别的感受。只是这几年到上海的次数越来越多，去的越多，反而越对上海的故事着迷：为什么上海这么发达？是什么使鸦片战争之后的上海、广州、厦门、福州和宁波成为1949年前中国最发达的城市？如果这五个城市有什么共同点，那就是它们都是沿海，再有就是它们是鸦片战争之后的五个贸易通商口岸。那么，是贸易给它们带来了繁荣吗？ 假如我的湖南老家、还有中国其它地方也一直能参与贸易，那情况会怎样呢？为什么这些其它省市不能参与贸易？这些问题当然不只是学术问题，而同时涉及到中国政策的未来问题，是些永久的话题。

　　我们先看看“沿海”这一特点所带来的差别。界，沿海地区普遍比内陆发达，中国也不例外。中国的沿海省市，比如江苏、浙江、福建、广东，还有像湖南洞庭湖周围的县市，等等，都是中国历史上富裕之乡，它们的文化也比不靠海不靠河的地方更发达。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直到19世纪末铁进入中国之前，水运和马车是仅有的两种运输手段，从规模上讲，由于马车需要先修马才能通行，在没有足够广泛的马网之前，水运成为最主要的规模运输手段。

　　实际上，即使到今天，虽然有铁、公还有空运，但在成本上还是河运和海运最低。这就是为什么至少从唐宋开始，沿海、湖滨和主要河流旁的乡镇之商业不断发展，他们的运输成本以及运输规模优势让他们走在其他地区之前首先发展贸易，使其商业文化也得以进一步深化。比如说，去苏南乡镇时，你会看到家家都有一条小河连到其屋边，那当然不是为了审美，而是当年各家赖以做贸易的运输“公”。

　　相比之下，我的湖南茶陵老家就没有那么幸运，那里没有足够深的水，丘陵山地使陆运很难，这些交通障碍等于使当地人的跨地区交易成本变成无穷大，所以直到1960、1970年代修建公铁之前，我的老家人民基本上无法从事有足够规模的跨地区贸易，也就没有新的动力刺激当地的生产力，人们的生活状况在过去几千年不变，不能从基本的挑战中解放出来。

　　山西是内陆，为什么晋商在明清时期发展得这么快呢？骆驼和马运规模虽然有限，但正因为山西地处中国跟中亚、俄罗斯的贸易要道上，这种得天独厚的地理给他们以独特的商机。可是，到19世纪鸦片战争之后，海洋贸易成为中国外贸的主旋律，低成本、大规模的海运使山西晋商失去其优势，晋商的处境开始走下坡。

　　中国各地的经济史是一部部交易成本和贸易机会的历史，贸易机会可以是天然的(如沿海)或者意外出现的(如)，也可以是人为创造的(如选择)；交易成本也如此，既能是天然的(如靠海)，也可能是人造的(如贸易)。交易成本和贸易机会两者当然也相互作用，互为影响。有一点是肯定的，沿海省份跟内陆的经济差别，不是由于沿海人从本质上跟内陆人不一样，而是过去多个世纪里沿海地区得天独厚的、更的贸易机会造就了他们。

　　为什么贸易能如此改变社会、促进发展呢？按照亚当·斯密的理论，贸易促进社会分工，更细的劳动分工促进专业化水平的提升、生产力的提高，后者进而带动需求与供给的增加，需求与供给的上升又进一步回过头来促进贸易的发展，使市场容量与深度发生新的。这种“分工——专业水平上升——市场扩大——进一步分工”的良性循环，正是世界经济得以不断发展的基本原因，也是推动一个社会的文化与制度改良、激发技术革新的基本动力。能否为这种斯密式经济增长链提供足够的润滑剂，是判断一国制度优劣的重要标准。

　　那么，贸易制度在促进社会分工、推广市场范围中的作用在哪里呢？我们可从交易成本和市场竞争两角度来理解。

　　在今天，轮船、汽车、火车、飞机等现代交通工具已把湖南茶陵以及湖南其它边缘县跟广东、甚至跟国际市场都便利地连接上了，从运输成本的角度看，这些交通已让跨地区的交易成本变低，斯密式的经济增长链已具备了技术基础。可是，直到90年代后期，湖南的一些在与广东交界的公上到处设障，湖南的大米、猪肉等农产品运往或说出口到广东，理由是这些出口使湖南的米价、肉价涨得太高，让当地老百姓买不起大米和肉。这种反贸易的政策从根本上增加交易成本，实质上是对冲了现代交通工具所能带来的好处。

　　在进口方面，比如，香烟等制造品，要么只允许湖南的香烟才能在本地销售，要么重点照顾本地产品并给外地进口的产品征税、设置障碍，理由是本地同类产业。这不仅增加交易成本，让本地老百姓得不到更好、更便宜的产品，而且从根本上竞争，从而创新(这类贸易不只在湖南，而且在全国各地都有，如的出租车就主要是的“现代”汽车)。

　　贸易主义等于增加交易成本，竞争和创新，往经济增长链中加沙子，而不是加润滑剂。结果是，过去28年广东经济飞速增长，广东人的收入快速上升，本来湖南作为直接的邻省应该能享受广东最多的外溢效应，但这些外溢效应被贸易主义在外。

　　地方贸易主义当然，因为一个省、一个地区往往在经济上难以自给自足。那么，在国家层面呢？难道国家贸易主义也吗？加上民族主义情节后，其讨论可能更加难以。让我们先看看其它国家的经历。

　　历史上的古罗马以贸易而兴盛。但在罗马帝国之后，欧洲进入封镇为王的中世纪，各城邦彼此间的贸易，重点自己的经济。首先走出贸易主义的城邦国应该是尼德兰(今日荷兰的前身之一)，尼德兰国家很小，12世纪人口不到100万，资源非常有限，它必须靠跨国贸易而。但这并没当地的既得利益者不惜使用武力把外来的竞争在外，起初，只要一发现别人要模仿荷兰人的毛纺技术，就将其摧毁。

　　尽管如此，到12世纪末，尼德兰基本上已把其市场全面，欢迎竞争。到14世纪，尼德兰已成为欧洲的商业中心，其首都成为欧洲最活跃的商品交易与金融中心，也是波罗的海谷物贸易的重港，相当于欧洲当年的。贸易让荷兰很快变成欧洲的经济强国，到17世纪中叶已是世界人均最富的国家。

　　只是到17世纪末，荷兰开始增加关税，推行贸易主义，使贸易额下降、国内物价上涨，这也促使工资上升，以对冲上涨的物价。劳动力成本的上涨荷兰最终失去国际竞争力。到18世纪中，其经济强国地位已让步给英国。荷兰靠贸易起家，最后以贸易主义结束它的帝国地位。

　　由于受到荷兰贸易的影响，在16世纪上半叶，英国取消了多种关税，解禁一些产品的进出口。但是，这些贸易举措寿命很短，在16世纪后半叶，许多贸易政策重新上台。

　　到1604年，随着之前的经济危机的结束，英国再次推出贸易，放弃关税。但是，到17世纪末，英国又重新启动关税，特别是从1690年到1704年，其进口关税上涨四倍，那次涨关税的部分原因是英国需要增收，部分是出于报复同期法国的贸易主义政策。

　　为什么贸易政策总那么脆弱呢？从朴素的逻辑上看，不管是在那时的英国还是今天的美国和中国，贸易总是一个在社会层面难以维持的政策状态，因为一般人很难看通贸易的好处，但却很容易看到贸易的表面好处。比如，眼睁睁看着外国进口货挤满、冲击国内市场，或者看着外资吞并国内企业，外国人似乎正在夺走那么多就业机会、夺走或挤掉那么多“自主”品牌，你说，不去给外国人、给外资设限，那能行吗？即使学者觉得贸易主义会本国的创新竞争力、老百姓花更高的价格买更次的产品和服务，社会大众也不一定能理解这种逻辑，因为“创新竞争力”等太抽象。

　　1776年亚当·斯密出版《国富论》，从一个全新的高度对贸易进行了系统的理论梳理。那时碰巧是英国工业的起点，到1800年，英国的机械制造、特别是机器纺织能力已经特别强，大规模的机械化生产使英国棉纺生产力很快过剩。这随即带来两方面的挑战，第一，当时的英国人口不到2000万，生产这么多的衣服、布料后卖给谁？第二，机器纺织业需要大量的原材料，尽管英国有足够的煤储藏量，但棉花从哪里来？本来，英国可以依靠它在的13个殖民地生产棉花，然后运到英国，但是，1776年美国了，之后进行了好几年的战争使英国无法再对美国这一货源放心。

　　在这种背景下，英国于1820年再一次推动贸易，1846年废弃《谷物法》，结束对谷物进口的和关税，1849年废弃《航海法》，不再要求英国以及其殖民地的外贸运输必须由英国船队运送，结束英国海运公司的垄断，使英国进入全面零关税时期，并在全球范围内推动贸易。英国的贸易政策常成功的，1760年时英国占世界制造业1.9%的份额，到1830年上升至9.5%，1860时则高达19.9%，其贸易额占全欧洲的20%，其制造品出口量占世界制造品贸易的三分之二，让只占世界人口2.5%的英国成为世界的帝国。

　　英国的贸易政策一直维系到1914年开始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那次政策转变也同时标志着英国帝国的开始。

　　美国的贸易政策也是几经波折。自1776年美国之后，自然地它要采取贸易政策，要求排除外国的影响的情绪很高。1789年，通过第一项关税法案，单项关税在5%至15%之间，平均为8.5%。 1816年，关税普遍上调到25%至30%，特别是对各类制造品征收重税。到1828年，贸易主义达到顶峰，平均关税升至49%。自1846年开始，通过一系列立法降低关税，到1857年下降到20%左右。

　　但是，1890年、1913年、1922年、1930年美国相继通过一系列法案，提高美国关税，后三次是对欧洲贸易主义的报复行为，其效果是把美国关税推到历史新高。许多学者认为，那些关税的大大加重了1930年代的经济危机。

　　二战之后，美国积极推动贸易，带头建立国际关贸协定组织(GATT)以及此后的WTO，构建世界贸易架构。随后的60年，美国基本遵照贸易原则建立相应的国际秩序。但是，随着1980年代日本制造的强盛，特别是等到1990年代中国制造逞强的时候，贸易主义又重新在美国抬头。这次的结局如何还难以断定。

　　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必须理解清楚荷兰、英国、美国各自的特点以及它们所在的时期。尼德兰或者说荷兰在13、14世纪的人口不到100万，又没资源，所以如果没有贸易，它会难以靠自身单独发展，就像中国的地区市县难以自身发展一样。

　　英国在1700年后人口过1000万，比当年的荷兰大许多倍，它作为岛国的资源也比荷兰多。但是，它跟当年荷兰的不同在于新的工业带来的机械化生产，使英国不得不从国外找资源进口，并同时在国外找出口市场，因为英国的人口太小，无法消费完大规模机械化生产的棉织品。只有放开市场，当时的英国才能保持其持续增长。

　　美国的情况跟荷兰、英国都不同，它的国土和方方面面的资源都及其丰富，真是幅员辽阔，尽管今天的人口快三亿，其人均土地还是界的高端。它历来的移民政策使其人口不断增长，这直接19、20世纪美国国内市场的不断扩张，为其生产的发展提供了几乎无限的需求。在几个重要方面美国与其它国家不同：

　　第一，在国内经济制度上，美国从一开始就继承了英国的市场传统，美国之时恰巧是亚当·斯密《国富论》的出版年，竞争是美国经济的基石，加上美国的、个人和私有制所提供的创业创新激励，这种竞争从19世纪初开始一直推动着美国一波接一波的科技，这些技术使美国经济在有无外来竞争压力下都能有充分的增长原动力。

　　第二，美国自19世纪初开始领先世界金融业的创新与发展，银行借贷、保险、证券、股票市场等的发展为美国家庭规避未来各类风险提供了相应的金融工具，让美国人在不用担心未来的状况下能大胆消费，不用存下太多钱，美国人的消费行为给美国经济提供了几乎无限的需求，这种内需水平是其他国家到今天还无法跟上的。因此，美国国内一直具备的最有利于斯密型经济增长链的制度架构，充分的市场竞争，不断扩大的国内消费市场，支持内需增长的金融保险体系 —— 这些特点使美国在早期发展中即使采取贸易主义，其经济也能强劲增长。

　　中国的工业经过了几十年的发展，特别是从1950年代至1978年，中国经济完全没有外来竞争，被完全起来，按理说，那已经给了中国工商业最高的。1979年后开始逐步面对国内、国外的竞争，在这些竞争下中国的多数行业已具备了相当的水平。中国经济的崛起本身也意味着中国企业不再需要。

　　那么，今天的中国经济更像讲到的哪个国家的哪个时期呢？显然不像荷兰，因为中国太大。本来，中国作为世界人口第一的大国，其国内市场巨大，至少可以像美国的一样为本国的经济增长提供巨大的内需，这样即使中国采取贸易政策，经济或许照样能增长。可是，中国今天的经济制度架构跟19世纪的美国有着本质上的不同。美国采用的是充分、充分竞争的私有经济，它有着内在的激励创业创新、产生旺盛内需的经济体制，这些是仍然以公有制为主体、以管制为特色的中国经济所不具有的，内需不足与市场竞争不够继续是中国经济的特点。因此，无论贸易主义在19世纪是帮了美国还是害了美国，中国今天的局面跟美国的截然不同。

　　从几方面看，今天中国面对的挑战跟1800年英国面对的一样：一方面需要从国外进口各种资源，另一方面要继续开发海外出口市场。再就是，中国跟当年的英国一样，也已积累了相当的经济实力，能够面对新的国际竞争。不同的是当年英国的出口压力是由于新的机械化大生产所致，而中国是由于有世界上最巨大的廉价劳动力。仅仅为了解决就业问题，中国也必须有极大的出口市场，同时也必须通过外资继续引入外来竞争压力，改变国有垄断的局面。

　　跟中国相比，美国已经是世界经济最强国，从某种意义上讲，它需要做的是守住其经济地位，甚至可以在某些行业或企业中采用贸易政策，这也不一定对其经济有太多；而中国则不同，中国有了目前的实力之后，更应该希望其它国家都，自己当然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只有这样，中国的经济才能进一步增长，也才能在国际竞争中出真正有实力的中国企业，并在国内进一步推动有利于市场持续发展的制度变革。最坏的政策是在这种时候中国主动推行贸易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