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经济结构转型孕育新机遇

　　新中国，70年。这70年里，沧海巨变，波澜一搅，尽显壮阔。70年来，中国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革新轨迹，清晰可见。国运更新，渐臻富强，既要总结经验，更要着眼未来，知势、顺势、谋势。值此70年之际，新京报推出“中国经济思变70年”系列评论，邀请经济领域的亲历者和观察者回顾和思考70年间经济领域的风起云涌，为“变”而“思”，因“思”而“变”，更好地观进路、谋未来。

　　经济成长过程同时也是经济结构转型过程。新中国成立以后到2012年前后之间的中国经济成长，是从农业到工业的经济结构转型。2012年以后的中国经济成长，是从工业到（人力资本密集型）服务业的经济结构转型。

　　经济结构转型是理解重大经济现象的关键线索。没有工业化，就不能理解上世纪八十年代到新世纪第一个十年中国经济的高增长奇迹。没有从工业到服务业的经济结构转型，同样不能理解2012年以后中国经济面临的重大经济现象。大的挑战来自于它，大的机遇也来自于它，新消费、新技术、新业态、新城市背后也都能看到结构转型的力量。

　　经济结构转型背后的动力机制

　　从各国的发展经验来看，经济结构转型主要是两次大的转型，一次是经济活动从农业向工业部门的转移，第二次是经济活动从工业（主体部分是制造业）向服务业部门的转移。

　　目前对工业和服务业的区分并不是令人特别满意。技术的变革也使得制造和服务的界限愈发模糊。从经验上看，工业化高峰期以后并非所有的服务业都有（相对GDP）更快的增长，只有人力资本密集型服务业才有更快增长；也并非所有的工业都增长更慢，人力资本密集型的制造业也可能有更快增长。对工业和服务业的区分可能更多来自于没有找到更合适的分类方法和缺少与之匹配的数据支持。更合理的区分方式是劳动密集型产业、资本密集型产业和人力资本密集型产业。从工业到服务业的经济结构转型中，更准确的说法是从资本密集型到人力资本密集型的转型。

　　经济结构转型背后的动力机制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技术变化。工业技术进步越快，生产出同等数量工业品需要的劳动和资本投入越少，随着工业品需求被逐渐满足，全社会工业品生产需要的资本和劳动投入数量下降。从统计角度看，工业部门的增加值份额、就业份额和支出份额下降。

　　二是偏好的变化。食品消费饱和以后对食品的支出增长会慢于收入增长（恩格尔效应），对一般工业品的需求满足以后对这部分产品的支出增长会慢于收入增长（在制造业产品领域的广义恩格尔效应），接下来会有更多的支出转向那些满足更美好生活需要的服务和商品，这些商品和服务不再是满足基本的生存需要，也不是基本生活用品需要，而更多是提升生活品质的需要，健康、教育、美丽大自然、时尚、文娱成为生活品质升级的主要内容。从统计角度看，这些升级的内容会表现为服务业部门增加值份额、就业份额和支出份额上升。

　　三是生产型服务业的脱离。这其实是工业部门转型升级的一种表现形式。正如亚当·斯密在两百多年前提出的，提高效率的主要方式是分工和专业化。工业部门进一步的效率提升，同样依赖于更进一步的分工和专业化，这其中很重要的内容是越来越多的研发、创新、管理、咨询、仓储库存、销售等等服务业环节从传统的工业部门中脱离出来，形成更专业化效率更高的服务。传统制造业的效率提升很大程度上也来自这种更加深化的分工和专业化进程。

　　开放的大城市意味着更大的多样性

　　中国经济2012年以后开始了从工业到人力资本密集型服务业的经济结构转型。判断经济结构转型的拐点，在经济学文献中有明确的定义和一套通用的指标体系，不能只有一个指标做判断。从国际经验来看，当购买力平价下的人均收入水平达到8000美元以上，当工业部门名义增加值份额达到不低于35%的峰值以后开始持续下降，当工业部门真实增加值份额不再上升，当工业部门就业份额持续下降，当全社会对工业品消费份额持续下降，当人力资本密集型服务业增加值、就业和消费份额持续上升，这些条件都成立的情况下，才能认定经济迈入工业到人力资本密集型服务业的经济结构转型。

　　中国经济2012年以后出现的变化完全满足上述条件，从其他高收入国家的经验来看，中国从工业到服务业的经济结构转型动作既不超前，也不落后，是非常标准的动作。接下来我们讨论几个经济结构转型中的重要现象。

　　第一个，从制造到服务的消费升级。随着人均收入提高，城镇家庭消费支出出现了颠覆性结构变化。2005-2012年，家庭设备用品和服务（主要是家用电器）、交通和通讯、衣着开支的平均增速高于全部消费支出的平均增速，食品支出增速非常接近全部消费支出的平均增速，教育文化娱乐服务、居住和医疗保健等支出落后于全部消费支出的平均增速。2013-2018年，医疗保健支出增速从前一个阶段的最后一名上升到第一名，交通和通讯开支增速依然稳居第二名，教育文化娱乐服务开支增速从倒数第三名上升到第三名，接下来的是居住开支，然后是家庭设备用品和服务开支，这些都高于全部消费支出的平均增速，对食品和衣着的消费支出增速垫底。

　　第二个，人力资本密集型行业的崛起。需求端向人力资本密集型产品和服务倾斜，供给端会做出反应。我们有一张图，图的纵轴是行业人力资本密集度，具体的度量方法是该行业本科及以上学历就业在全部就业中占据的比重，横轴是该行业的增加值平均增速。2012-2016年期间增长最快的行业是人力资本更加密集的行业，人力资本密集度与行业增加值增速形成了非常强的正相关关系。这个现象与2012年之前资本密集型行业有更快发展形成了鲜明对比。

　　第三个，大城市的胜利。当中国经济进入从制造到服务的经济结构转型期以后，人口继续涌向城市，与此前不同的是人口更倾向流入大城市。2012-2017年期间，城市规模越大，人口流入越多。人口100万以上城市的城市常住人口增速与该城市所在省份的常住人口增速基本相同，分别是0.62%与0.63%；人口500万以上城市的城市常住人口增速高于该城市所在省份的常住人口增速，分别是0.79%与0.62%；人口1000万以上城市的城市常住人口增速远高于该城市所在省份的常住人口增速，分别是1.21%与0.63%。

　　无论是为了消费升级，还是为了提高人力资本获得更高收入，到更大的城市工作和生活成为最佳选择。大城市拥有更多人力资本密集的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是因为开放的大城市在知识创造和传播方面更具优势，有利于形成人力资本密集型产业。开放的大城市意味着更大的多样性，这些多样性不仅包含了更多的知识和信息，也带来了羡慕和嫉妒这些学习和创新的原始动力，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学习有了更大的潜在空间，更妙的是很多知识和信息都是免费的。开放的大城市意味着更大的市场规模，这有助于容纳更细密的专业化分工提升效率，有助于孕育新生，孕育新的企业和产品，当然也包括了新的知识。

　　为人力资本密集型行业创造好的环境

　　经济结构转型体现在方方面面。大企业市场占有率上升，部分小企业面临困难。大城市在消费升级和人力资本积累方面的优势更突出，等等。

　　如何应对这些挑战？过去政府和企业手挽手发展经济，增量足够大，很多挑战迎刃而解。今天政府更需要做的是如何补偿好市场竞争中败下阵来的城市、企业和劳动者，增量不够大，就需要更多结构调整。政府要为人力资本密集型行业创造好的环境，划清政府和市场边界，真正做到公平竞争，在今天增量空间不够大的环境下更加珍贵。政府要让城市对每个人开放，人口流入对城市会带来挑战，需要想办法改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和住宅的数量和质量，而不是关上新来者追求美好生活的大门。

　　□张斌（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金融四十人论坛高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