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生健康事业发展巡礼】永不停歇的疫战：中国传染病防治7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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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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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纵观历史，传染病伴随着人类文明进程而来，并对人类文明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可以说，人类的历史就是与传染病斗争的历史。正如威廉·麦克尼尔（William McNeill）在《瘟疫与人》一书中提到的：“才智、知识与组织都无法改变人们在面对寄生性生物入侵时的脆弱无助，自从人类出现，传染性疾病便随之出现，什么时候人类还存在，传染病就存在。传染病过去是，而且以后也一定会是影响人类历史的一个最基础的决定因素。”　　新中国成立70载，我国在经济、社会、科技等多个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其中，在传染病防控、改善人民群众健康状况方面，我国传染病和寄生虫病领域的专家学者，作出了卓越贡献。2018年，中央电视台《走遍中国》栏目制作了纪录片《永不停歇的疫战》，记录了我国医疗卫生人员和传染病之间那一场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在此，我们邀请中华医学会感染病学分会现任主任委员，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感染科主任王贵强教授，梳理70年来我国感染病学领域的那些事，那些人……

　　新中国成立之初，天花、鼠疫、霍乱、血吸虫、黑热病等传染病在我国肆虐流行，严重危害人民群众的健康。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传染病防治，陆续出台一系列方针政策，组织全国力量进行传染病防治。20世纪80年代，随着经典传染病逐步得到控制，病毒性肝炎、肝病的诊治成为感染科医生主要的工作内容。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随着乙肝疫苗接种纳入计划免疫以及各种抗病毒治疗的普及，感染科开始回归大感染本质，工作重点逐渐由病毒性肝炎、肝病诊治转向以细菌、真菌诊疗能力提升为重点的大感染学科建设。

　　一、成就经典：

　　这些成就值得铭记

　　（一）消灭天花

　　天花是一种由天花病毒引起的烈性传染病，死亡率高达25%。早在公元10世纪，中国即发明了人痘接种术。1688年，俄国派医生到北京学习人痘接种，人痘接种术开始传向全世界。人痘接种保护了许多人的生命，但被接种者仍有2%死亡率。1796年，英国医生爱德华·琴纳为1名8岁男孩接种牛痘成功，开创了牛痘接种预防天花的新时代。

　　1950年1月至8月，中国境内天花患者有44 211例，分布在全国广泛的地域，这一年，因天花而死亡者有7765人。为消灭天花，1950年10月，中央人民政府发布周恩来总理签发的《关于发动秋季种痘运动的指示》，作出在全国推行普遍种痘的决定。随后，卫生部颁布《种痘暂行办法》，在全国推行免费普种牛痘。

　　1950年，北京天花疫苗接种率达到80%，成为中国首先消灭天花的城市。到1952年，全国各地接种牛痘达5亿多人次。到1958年，全国天花病例数锐减为300多例。

　　1959年春天，有6个人从缅甸把天花带到云南省沧源县担甲区单甲大寨。随后，又有2个人从境外把天花带到了云南省沧源县，这一次天花流行共造成672人发病，96人死亡。这是中国最后一次天花暴发流行。随着1961年我国最后一例天花病人的痊愈，中国境内再未见到天花病例。

　　1966年，WHO在第19次世界卫生大会上决定开展全球性扑灭天花运动，并通过了消灭天花的决议。1977年10月26日，全球最后一例天花患者，索马里炊事员阿里·马奥·马丁被治愈。1980年5月8日，WHO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召开的第33次世界卫生大会上宣布，危害人类数千年的天花已被根除。此后，全球停止了牛痘接种。我国消灭天花比全世界消灭天花早了十几年。

　　（二）防治血吸虫

　　日本血吸虫病在我国有2100多年的历史，是一种严重危害人类健康和社会经济发展的人畜共患寄生虫病。新中国成立初期，血吸虫病在我国南方12省、市、自治区的370个县（市）流行，累计感染者达1160万，有钉螺面积为148亿平方米，受威胁人口1亿以上。

　　从新中国成立初至20世纪70年代初，我国主要采取了以灭螺为主、辅以酒石酸锑钾治疗的综合措施，虽然钉螺孳生地显著减少，感染人群数大幅下降，但并未消灭血吸虫病，且酒石酸锑钾疗程长，对心脏和肝脏毒性大。20世纪70年代中期，高效低毒的治疗药物吡喹酮问世，血吸虫病防控得到极大改善，流行率和患病率大幅下降。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我国血吸虫病防治策略调整为大规模人群服用吡喹酮以及健康教育等措施。

　　防治血吸虫病是一项长期工程。2001年WHO认为全球控制血吸虫病的总策略是减少疾病危害而非消灭，但将血吸虫病作为可局部消灭的一种疾病。通过传染源控制为主的综合防控措施，以及《全国预防控制血吸虫病中长期规划纲要（2004—2015年）》的有效实施，有力推动了我国血吸虫病消除工作进程。2008年，全国达到血吸虫病疫情控制标准，2015年达到血吸虫病传播控制标准。此后我国血吸虫病防治工作已全面向传播阻断乃至消除迈进。

　　2016年以后，我国血吸虫病流行区继续坚持“预防为主、标本兼治、分类指导、综合治理、联防联控”的工作方针，因地制宜实施以传染源控制为主的综合防治策略，力争实现《“十三五”全国血吸虫病防治规划》确定的2020年目标——截至2020年底，全国96.5%的血吸虫病流行县（市、区）达到传播阻断或消除标准，其中达到消除标准的县（市、区）占流行县（市、区）75%以上，和《“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提出的到2030年全国所有流行县（市、区）达到血吸虫病消除标准的目标。

　　（三）防治结核病

　　结核病是伴随人类历史最长，造成死亡人数最多的慢性传染病。在20世纪40年代链霉素等抗结核药物发明之前，结核病几乎是不治之症。

　　早在1933年，中国就成立了中国防痨协会，在一些城市开设防痨诊所。1937年，中华医学会结核病学分会成立。1949年，全国有防治机构12个，床位600余张，X线机29台，专业从事防痨工作的医护人员120名。当时，我国结核病患病率高达1750/10万，死亡率200/10万。

　　新中国成立后，在北京先后成立了中央结核病防治研究所和卡介苗推广委员会。各级防痨机构逐步充实与发展。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结核病患病率、死亡率已降至与日本同期相当。1979年第一次全国结核病流行病学抽样调查结果显示，我国活动性肺结核患病率为717/10万，涂阳肺结核患病率187/10万，较1949年大幅下降。

　　自1981年开始，国家制定并实施了3个全国结核病防治10年规划。2005年1月，启动了结核病管理信息系统。2011年国务院办公厅又下发了《全国结核病防治规划（2011—2015年）》。2013年，原卫生部发布《结核病防治管理办法》。

　　近年来，我国结核病疫情上升势头得到有效遏制，结核病防治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2010年第五次全国结核病流行病学抽样调查显示，我国活动性肺结核患病率为459/10万，其中传染性肺结核患病率为66/10万，较1979年下降了64%。

　　（四）乙肝疫苗接种纳入国家免疫规划

　　中国是乙型肝炎高流行区，1992年第二次全国乙肝血清学调查显示，人群乙肝病毒表面抗原（HBsAg）阳性率为9.75%。

　　20世纪90年代初，田庚善教授、庄辉院士等向国家建言，强调乙肝疫苗接种的重要性。1992年，原卫生部正式将乙肝疫苗接种纳入计划免疫管理，同时颁布了《全国乙肝疫苗免疫接种实施方案》。2002年，又将乙肝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免费为新生儿提供乙肝疫苗接种，并要求新生儿出生后24小时内接种乙肝疫苗。

　　2006年，为评价国家将乙肝疫苗纳入免疫规划的效果，原卫生部组织开展了全国乙肝血清流行病学调查，结果显示，出生儿童HBsAg阳性率从1992年的9.67%降至2005年的0.96%，降幅达90%。2012年5月，我国通过WHO西太区验证，实现了将5岁以下儿童HBsAg携带率控制在2%以下的目标，并提前实现了到2017年将5岁以下儿童HBsAg携带率控制在1%以下的目标。

　　近年来，我国新生儿乙肝疫苗接种率持续保持在95%以上，儿童感染率逐年显著下降，2014年第四次全国乙肝血清学调查显示，全国1～4岁儿童HBsAg阳性率为0.3%，较2006年下降超6成。

　　（五）病毒性肝炎、肝病防治

　　病毒性肝炎、肝病领域近年来的发展与国内感染病学界一大批专家的奉献是分不开的。

　　2000年，在西安召开的全国病毒性肝炎大会上，中华医学会感染病学分会第六届委员会主任委员斯崇文教授主导对《病毒性肝炎防治方案》进行了更新。2005年，中华医学会感染病学分会第七届委员会主任委员翁心华教授与中华医学会肝病学分会主任委员庄辉院士共同牵头编写并发布了《慢性乙肝防治指南》和《丙型肝炎防治指南》。这两部指南的发布为推动我国病毒性肝炎防治作出了积极贡献，指导了全国的临床实践。此后，该指南于2010年、2015年相继进行更新，目前正在更新第四版《慢性乙肝防治指南》和《丙型肝炎防治指南》。

　　1.甲型肝炎

　　甲型肝炎是由甲型肝炎病毒（HAV）感染所致的世界性公共卫生问题，主要通过粪-口途径传播，其流行与社会经济发展、生活习惯、卫生条件和疫苗接种等密切相关。1988年，上海发生全球最大规模甲肝暴发流行，超过30万人感染。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条件改善，2007年甲型肝炎疫苗纳入国家计划免疫，我国多数地区已从甲肝高流行区转为中或低流行区。

　　2.乙型肝炎

　　随着1992年开始将乙肝疫苗纳入计划免疫，我国乙肝发病率大幅下降，1992—2014年三次国家级调查期间，我国1～29岁人群的HBsAg阳性率从10.1%降至2.6%。

　　全球肝癌患者一半在中国，其中80%以上由乙肝所致。有效预防控制乙肝能够有效减少肝癌发生，也是通过疫苗预防肿瘤的成功案例。

　　虽然乙肝尚未被完全治愈，但其是可控的。随着各种新药不断被研发出来，慢性乙肝患者通过抗病毒治疗，可以有效控制疾病进展，阻断进展至肝硬化和肝癌，甚至使一些失代偿性肝硬化逆转为代偿性肝硬化并且保持稳定。

　　2014年，第四次全国乙肝血清学调查显示，1～4岁、5～14岁和15～29岁人群中HBsAg阳性率分别0.3%、0.9%和4.4%。从这个数据可以看出，低年龄组通过乙肝疫苗接种，有效地控制了乙肝病毒感染的发生。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终将消灭乙肝病毒感染的发生。

　　3.丙型肝炎

　　丙型肝炎是丙型肝炎病毒（HCV）感染导致的慢性疾病，病情持续进展，可发展为肝硬化、肝癌。近年来，直接抗病毒药物（DAA）大量上市，丙型肝炎已成为可以治愈的慢性病毒性疾病，开创了通过药物治疗干预治愈慢性病毒性疾病的先例。当然，目前其治疗还存在药物可及性、药物相互作用等问题。

　　我国HCV感染就全球而言属于低流行区。2006年全国血清流行病学调查显示，1～59岁人群HCV抗体阳性流行率为0.43%。HCV主要经血液和破损的皮肤和黏膜传播。我国自1993年开始对献血员筛查HCV抗体，2015年开始对HCV抗体阴性献血员筛查HCV RNA以来，经输血和血制品传播已很少发生。

　　丙型肝炎进展缓慢、隐匿，常被称为“沉默的杀手”，患者常常一发现即是肝硬化或肝癌，失去了治疗的最佳时机。因此，有HCV感染高风险人群应主动到医院进行筛查。

　　4.丁型肝炎

　　丁型肝炎是由丁型肝炎病毒（HDV）引起的急性和慢性肝炎症病变，具有传染性。HDV是有基因缺陷的小RNA病毒，其复制和传播必须依赖乙型肝炎病毒（HBV）的存在。与单纯HBV感染相比，HDV合并HBV感染者病情更重，可快速进展为肝硬化甚至肝癌。由于其感染依赖于HBV，因此提高HBV疫苗接种率是预防HDV感染的有效措施。

　　5.戊型肝炎

　　属于“病从口入”的疾病，在老年人群中发病率相对较高。2000年以前我国常发生暴发或大流行，2000年以后，随着我国经济水平提高和卫生设施改善，其流行得到控制，但需要注意防止局部的暴发流行。

　　（六）防控流行性出血热

　　流行性出血热又被称为肾综合征出血热，是由归属于汉坦病毒的一组病毒引起，以鼠类为主要传染源，经多种方式传播，以发热、低血压休克、充血出血和肾损害为主要表现。20世纪80年代在我国暴发流行，年发病人数达10万例以上，病死率超过10%。

　　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流行性出血热防治工作，在原卫生部组织领导下，中华医学会传染病与寄生虫病学分会成立了流行性出血热学组，由于丹萍教授担任组长，组织国内临床专家开展出血热临床诊断和治疗研究。制订了我国《流行性出血热防治方案》，提出预防性治疗等一系列行之有效的诊疗方案，大大降低了出血热的发病率和病死率。

　　二、致敬前辈：

　　为了中国感染病学科发展他们作出了卓越贡献

　　新中国成立以后，诸多前辈为中国传染病和寄生虫病防治作出了巨大贡献。

　　（一）钟惠澜

　　中华医学会传染病与寄生虫病学分会第一届名誉主任委员。内科学家、热带病学家和医学寄生虫学家，毕生致力于内科疾病特别是热带病研究，对回归热、斑疹伤寒、黑热病、肺吸虫病、钩端螺旋体病等的病原学、流行病学、临床诊治及预防进行了开拓性研究。创立北京友谊医院热带病研究所。分离出流行性斑疹伤寒和地方性斑疹伤寒病原体，证实阴虱也可传播斑疹伤寒；提出应用骨髓穿刺代替脾穿刺，以及补体结合试验进行黑热病早期诊断。与冯兰洲合作研究黑热病传播媒介，证实中华白蛉是北京附近传播黑热病的主要媒介。证实犬作为贮存宿主在传播中的作用。在研究中自己不慎感染而发病，结合自己患病时的体会及对其他病例的观察，提出黑热病早期表现的临床类型。制定了一系列诊疗规范，指导临床诊断和治疗。

　　（二）吴朝仁

　　曾任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原北京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副院长、内科主任，在细菌学研究方面有较高造诣，1955年创建了北京大学第一医院传染科并成立病毒研究室、寄生虫病研究室和抗生素研究室（北京大学临床药理研究所前身），1963年后主要进行临床抗生素研究，为开创我国抗生素临床研究作出了贡献。参与主编《传染病学》等著作。与钟惠澜教授、曹钟梁教授等共同组建中华内科学会传染病与寄生虫病学组（中华医学会感染病学分会前身），积极开展学术交流活动，分别于1962年在长春召开第一次全国病毒性肝炎学术会议，1963年在黄山召开第一次全国传染病学术会议等，为传染病学科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三）王季午

　　中华医学会传染病与寄生虫病学分会第一届主任委员，著名的内科学、传染病学专家和医学教育家，浙江大学传染病与寄生虫科创始人，1979年主编了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传染病学巨著——《传染病学》，在传染病学领域人才培养、师资培养方面，以及血吸虫病、病毒性肝炎、钩体病等的诊断和治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四）曹钟梁

　　我国著名的医学教育家和传染病学家，从新中国成立前控制霍乱流行，到新中国成立后消灭血吸虫病，作为西南地区领军人物，亲临现场组织诊治工作。1958年四川发生钩端螺旋体病大流行时，亲临现场抢救危重患者，此后坚持现场研究长达30年。在钩端螺旋体病肺大出血领域确立了华西医学院在国内及国际上的领先地位。对病毒性肝炎，特别是重症黄疸腹水型肝炎也进行了较深入研究。

　　（五）毛守白

　　医学寄生虫专家，我国血吸虫病研究开拓者之一。在血吸虫的流行病学、免疫诊断、实验治疗、灭螺方法以及血吸虫生物学等领域取得国内外同行公认的具有实际意义的科研成果。1984年获第37届世界卫生大会“里昂·伯尔纳”奖，这是我国学者首次获此殊荣。

　　（六）戴自英

　　中华医学会传染病与寄生虫病学分会第一届副主任委员。首先提出以小剂量氯霉素治疗伤寒、副伤寒方案；引领病毒性肝炎、出血热的诊治和研究，败血症和感染性休克发病的机制和治疗研究。将临床医学、临床微生物学和临床药理学融为一体，是中国临床抗生素学的奠基人。主编《临床抗菌素学》等著作。1971—1972年间主导了全国磺胺药、青霉素、链霉素的临床应用调查。1978—1981年间对四环素类抗生素进行再评价，提出限制使用该类药物的建议并被卫生行政部门采纳。在倡导我国抗生素合理应用中成绩卓著。

　　（七）田庚善

　　中华医学会传染病与寄生虫病学分会第二、三届委员会主任委员。担任原卫生部病毒性肝炎专家咨询委员会副主任期间，组织国内专家向国家建言，进行新生儿乙肝疫苗接种，并得到卫生部采纳正式将乙肝疫苗接种纳入计划免疫管理，为降低乙肝发病率发挥了重要作用。多次组织多中心临床试验，开创国内感染病学界多中心临床研究之先河。两次主持制定我国《病毒性肝炎防治方案》。

　　（八）汪俊韬

　　中华医学会传染病与寄生虫病学分会第四届主任委员。曾任北京第二传染病医院（北京佑安医院）副院长。以病毒性肝炎为研究重点，曾担任“六五”国家攻关课题《慢性乙型活动性肝炎发病机理及治疗药物评价》的负责人。

　　（九）王爱霞

　　中华医学会传染病与寄生虫病学分会第五届主任委员。在国内发现并报告首例艾滋病（AIDS）患者和首例国人经性传播的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感染者，在国内最早开始用抗HIV药物进行HIV感染的治疗。1995年制定了艾滋病诊治的国家标准。在国内最早从事院内感染细菌变迁的动向研究，牵头完成输血后丙型病毒性肝炎的前瞻性流行病学调查，率先提出要警惕输血引起的丙型肝炎交叉感染。首先倡导传染病与寄生虫病学分会应回归到感染病学本质，应将传染科改名为感染科。

　　（十）斯崇文

　　中华医学会传染病与寄生虫病学分会第六届主任委员，在其任内正式申请将中华医学会传染病与寄生虫病学分会更名为中华医学会感染病学分会。任期内在2000年组织专家修订了《病毒性肝炎防治方案》，有效指导临床实践。创建了中青年委员会并召开了全国第一次感染病中青年会议，创建了艾滋病学组、人工肝学组等。主编首部《感染病学》专著。

　　（十一）翁心华

　　中华医学会感染病学分会第七届主任委员，在其任内，中华医学会传染病与寄生虫病学分会正式更名为中华医学会感染病学分会。对长期不明原因发热的病因诊断、细菌感染性疾病以及病毒性肝炎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临床实践与研究，积极推动我国细菌真菌感染诊疗能力的提升。在主任委员任内，主持编写了中国《慢性乙肝防治指南》和《丙型肝炎防治指南》。

　　（十二）李兰娟

　　中华医学会感染病学分会第八届、第九届主任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传染病诊治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感染性疾病诊治协同创新中心主任。主编出版了我国首部《人工肝脏》、《感染微生态学》和教育部规划教材《传染病学》等专著35部。获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1项，国家科技进步奖（创新团队）1项、一等奖2项、二等奖2项，获“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才”称号，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光华工程科技奖和谈家桢科学奖临床医学奖等。

　　（十三）侯金林

　　中华医学会感染病学分会第十届主任委员。在任期内积极推进病毒性肝炎防治工作，促进国际交流合作。作为亚太肝病研究会主席主办了规模最大的亚太肝病年会，提高了我国病毒性肝炎和肝病研究在国际上的学术话语权。主持“小贝壳”项目，强化乙型肝炎母婴阻断规范管理。

　　三、走向未来：

　　感染病学科的“大感染”之路

　　（一）学会更名，

　　“传染科”正式走入历史

　　2002年，为了顺应学科发展趋势，在多位感染病学界前辈的倡议下，中华传染病与寄生虫病学分会正式更名为中华医学会感染病学分会，并成立了中华医学会感染病学分会网站，这是中华医学会各分会中成立最早的网站。

　　当时，感染病学界前辈们已经认识到，中国的感染病学科应该由经典传染病防控到病毒性肝炎肝病诊治，回归到大感染学科。前辈们及时看到了中国感染病学科的发展方向，提出应该强化细菌真菌感染诊疗能力建设。学会的更名为感染病学科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可以说，当前我国感染病学科发展已进入第三阶段，回归感染性疾病本质，即以细菌真菌感染诊疗能力提升为主的“大感染”学科建设。

　　（二）“大感染”学科建设，

　　提升细菌真菌感染诊疗能力是“王道”

　　其实，早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上海华山医院的戴自英教授和徐肇玥教授就意识到提升细菌真菌感染诊疗能力的重要性。他们陆续发表了很多抗菌药物合理应用相关著作，进行了大量前瞻性工作，为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抗生素研究所的成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迄今，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抗生素研究所和北京大学临床药理研究所在我国抗菌药物研发、临床试验和相关人才培养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当前，全球细菌耐药形势严峻，世界各国都非常重视细菌耐药问题，英国有专家小组进行预测，如果不解决当前细菌耐药的形势，到2050年，由于耐药菌感染导致的患者死亡将重新回到世界死因首位。

　　中国非常重视细菌真菌耐药防控，2012年，原卫生部出台第一部《抗菌药物临床使用管理办法》，其中明确规定感染疾病科要参与抗菌药物合理应用管理。然而，不容忽视的现状是，当前我国大多数感染科医生仍然主要从事病毒性肝炎肝病诊疗，细菌真菌感染诊疗能力亟待提升。

　　2016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关于二级以上综合医院细菌真菌诊疗能力提升的通知》，强调二级以上综合医院成立感染科，建立以感染病学科为主体的细菌真菌感染诊疗体系，这为感染病学科未来的发展提供了明确的定位。

　　在中华医学会感染病学分会第十一届委员会成立之初，王贵强主任委员就明确提出了感染病学科建设规划，强化细菌真菌感染诊疗能力的提升。这一方面与国家政策导向息息相关，另一方面，说明中国感染病学界已经意识到，感染病学科应该积极参与到抗菌药物应用管理中，尤其要强化自身在细菌真菌感染诊疗能力方面的提升，以应对当前日益严峻的细菌真菌耐药形势。

　　（三）做好“大感染”学科建设，

　　感染科、临床微生物和院感控制缺一不可

　　细菌真菌感染分布于临床各个科室，除了感染性疾病临床诊疗之外，感染科还为整个医院的感染病防控提供强有力的支撑。感染科医生能力弱，则全院细菌真菌感染诊疗能力就弱。当前，国家强调抗菌药物合理使用和医疗费用控制，在发生合并感染尤其是耐药菌感染后，将大大增加医疗费用，延长住院时间，增加病死率。而有效控制感染，有效诊疗感染性疾病，能够显著提高医院的经营效益。因此，从医院管理层面来讲，做好感染病学科建设至关重要。

　　做好“大感染”学科建设，一方面感染病学科要加强自身能力提升和人才梯队建设，另一方面，做好病原学诊断和院内感染管理也至关重要。因此，感染病学科、临床微生物和院内感染管理三者应有机结合起来，整合学科资源，强化学科合作，形成合力，共同做好感染疾病诊疗工作。

　　此外，医院管理部门和国家卫生行政部门也应重视感染病学科建设，为感染病学科建设提供相应支持。

　　四、展望

　　当前，尽管传染病暴发流行已非常态，但我们应该常备不懈，及时有效控制新发、突发传染病。因此，感染科一方面承担了公共卫生、经典传染病防控等经典传染科工作，另一方面，虽然病毒性肝炎发病率得到有效控制，但现存感染人群基数仍较大，感染科医生仍然承担了大量的病毒性肝炎、肝病防治工作。此外，感染科医生需要提升细菌真菌诊疗能力、不明原因发热诊疗能力，在抗菌药物合理使用中发挥作用。同时，希望感染科医生积极参与院感防控、临床微生物结果判读，提升我国病原微生物感染诊疗能力。

　　最后，王贵强教授指出，感染病学科未来的发展方向已经明确，我们这一代是承上启下的一代，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把感染病学科建设得更全面，能力更强，应对国家健康战略要求，为健康中国战略保驾护航。

　　五、学科档案：

　　中国感染科大事记

　　1950年，卫生部颁布《种痘暂行办法》，在全国推行免费普种牛痘。北京市颁布《传染病预防及处理暂行办法》。

　　1955年，第一部《传染病管理办法》由卫生部颁布施行。全国各地大学附属医院纷纷成立传染科。

　　1961年，中国宣布彻底消灭了天花病毒，比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天花已在全球被消灭”早了19年。

　　1978年，卫生部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急性传染病管理条例》，规定管理的传染病为两类25种。

　　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部传染病学巨著《传染病学》问世。

　　1980年，中华医学会传染病与寄生虫病学分会正式成立；卫生部颁发《预防接种实施办法》。

　　1982年，卫生部颁发《全国计划免疫工作条例》，明确了使用的疫苗，统一了儿童免疫程序。

　　1985年，在来华旅游者中发现中国第1例艾滋病患者。

　　1989年，我国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获通过，自9月1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