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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想在琴键上飞扬(我与新中国·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 

  • 来源: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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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9-1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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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中国成立七十年特别是改革开放四十余年,我们这一代是最直接的受益者,国家繁荣强盛,民族伟大复兴,我们每个人的命运都与国家的发展系在一起,每个人的小小梦想最终汇聚成我们的中国梦。音乐是全世界通用的语言。通过音乐让世界了解中国,是中国音乐人的职责。

  

  飞机在云海中穿行,我的脚下是山川、河流、荒漠和大海。从北京到柏林,从布宜诺斯艾利斯到悉尼,从东京到纽约,从地球的这一端飞到另一端,披星戴月,日夜兼程。从十几岁起,我就踏上这样的人生旅程。不论何时,不论何地,每一段旅程的终点,总有一架钢琴在等我。

  在国外,经常有人问,“中国有数千万钢琴琴童,普通家庭出身的郎朗如何成为了‘郎朗’?”

  这要从我与钢琴的故事谈起……

  我出生在沈阳。我的父母热爱音乐,父亲喜欢拉二胡,母亲有一副美丽的嗓音,但都算不上音乐家。我出生那一年,是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第五个年头,春风吹遍神州大地,希望和梦想破土而出。我的父母把自己未完成的音乐梦想寄托在我身上,他们相信,天赋加勤奋能够造就一位音乐家。于是,在我还没有学会认字之前,父母就教会我识读音符。不到两岁时,我收到一份硕大又特殊的玩具——“星海”牌立式钢琴,那是我第一次触摸黑白琴键。

  我的家乡有浓厚的音乐氛围。我家居住的沈阳空军大院,很多小朋友都在学习乐器。有的拉二胡,有的弹琵琶,有的拉小提琴,有的学古筝。小朋友们经常凑在一起开家庭音乐会,那是我儿时最快乐的时光,大家技术稚嫩,但是激情饱满。父亲说,钢琴是最受欢迎的乐器。我相信他,因为我在弹奏中感到快乐,手指变幻的感觉就像我的呼吸和心跳。从巴赫、李斯特到莫扎特、柴可夫斯基,神奇的音符构成广袤无边的世界。音乐把我们家两代人的命运叠合在一起,一边是我的命运,一边是父母的命运。

  我五岁时,参加沈阳市少儿钢琴比赛,并且拿了第一名。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到舞台的温暖,那感觉,像梦境一样令人着迷。十岁时,我随父亲背起行囊,来到北京求学,母亲一个人在沈阳工作,支撑我们的花销。我最终考取中央音乐学院附小,但那段备考的日子并不愉快。在沈阳,我了解每一条街每一条巷,沈阳有我的家人和亲朋,他们认为我是天才。但北京这个城市又大又陌生,我和爸爸蜗居在丰台的一间小出租房里,日复一日奔波在上课、练琴的两点一线。

  之后几年,生活只有练琴、比赛两个选项。从星海杯全国少儿钢琴比赛、中国国际钢琴比赛,到在德国举办的第四届国际青少年钢琴比赛、在日本举办的柴可夫斯基钢琴比赛……命运终于现出慷慨的一面。十四岁时,在殷承宗老师的帮助下,我在纽约五十七街的斯坦威音乐厅开了一场独奏音乐会。那一次,我还拜访了心仪已久的卡内基音乐厅。记得一部纪录片里曾这样讲述,当你在卡内基音乐厅演奏时,每一位伟大的音乐家都会仔细聆听。

  1999年夏天,我经历了生命中最不可思议的二十四小时。因为钢琴家安德烈·瓦兹高烧,作为替补的我在九十分钟之内赶到机场,飞到芝加哥,首次与芝加哥交响乐团合作柴可夫斯基的《第一钢琴协奏曲》。那次演出很成功,自此,世界各地乐团的邀约不断。

  之所以简单罗列上述经历,因为我是改革开放之后成长起来的一代,来自中国社会最普通的家庭,也是千千万万因追逐梦想而改变命运的奋斗者之一。我的故事并不独特,很多八〇后都有类似的成长过程。时代给了我们这一代人巨大的历史机遇,可以从广阔世界中汲取成长的养分。

  音乐为我开启了通往世界的大门。但无论走多远,我都牵挂我的祖国,她如母亲一般,是我血脉相连的文化纽带和情感寄托。我在演出中流过几次泪。第一次是1996年,当时我首次在西方登台,弹奏《我的祖国》;第二次是在卡内基音乐厅,弹奏殷承宗老师作曲的《黄河协奏曲》。2007年,我和艾森巴赫指挥的巴黎交响乐团录制了贝多芬第一和第四钢琴协奏曲,法国古典乐电台把这张专辑和布兰登、鲁宾斯坦等钢琴家的唱片放在一起盲听,法国媒体判断说,我的那张是欧洲人弹的,因为既纯正又有特色。艾森巴赫认为,我能弹奏地道的德奥味道,是因为古老欧洲与古老东方文明在潜意识里相通。我自己知道,秘密就在孕育我的中国文化里。所有的音乐都在讲人的故事,人生的悲喜欢愉,人生的高低起伏,核心就是“人生”。这是音乐的哲学,也是中国哲学教给我的方法论。器乐艺术表现力的终极就是细腻和味道。中国拥有最细腻又最丰富的文化,把握到中国音乐最细腻的地方,其他音乐自然一通百通。

  很幸运的是,我的几位外国老师都是中国迷。格拉夫曼对中国的感情很深,自1981年第一次来到中国,他一共来过中国四十多次,大概有一半的旅程与音乐有关,足迹抵达大理、丽江、喀什和塔克拉玛干沙漠等地。我的英文老师理查德·多朗对中国也情有独钟。1982年,他作为费城副市长,推动费城与天津结成姐妹城市,并且邀请天津的工匠们来到费城,在唐人街搭起一座“友谊牌楼”。

  不论我的外国老师还是外国朋友,他们对中国近些年的发展都有一致的评价:“不可思议。”

  让西方音乐界感到不可思议的还在于,改革开放后,古典音乐在中国大受欢迎。过去二十年,中国成为建造歌剧院、音乐厅最多的国家。不仅一线城市,连边远地区的很多城市,都修建了音乐厅。2000年,广州珠江钢琴厂成为世界第二大钢琴制造厂,年产量二十万台。2004年,有媒体报道,中国已有三千八百万钢琴琴童。过去,古典音乐在中国的欣赏者主要是知识分子阶层,常常和高雅品味联系在一起;现在,中小学教育把德、智、体、美、劳放在一起,音乐被视为一种重要的大众美学修养。

  中国快速发展,很多西方人感到好奇,这当中有敬佩,也有一些误读。这恰恰是艺术发挥作用的时刻,音乐是全世界通用的语言。通过音乐让世界了解中国,是中国音乐人的职责。2006年,我在全球发行的纯中国音乐专辑《黄河之子》,收录了《牧童短笛》《草帽花舞》《春江花月夜》等曲目,获得七次“白金唱片大奖”。今年,我的新专辑《钢琴书》也收录了《茉莉花》《欢乐的牧童》两首中国曲子。前不久的篮球世界杯开幕式上,我与中国国家京剧院的艺术家合作《天行健,人自强》,融合了钢琴与传统京剧,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用音乐讲好中国故事,每一个音乐家都可以贡献力量。

  任何一个伟大艺术家的艺术生命力,都不仅仅局限于舞台,而在于广阔的时代。做一个灯塔,照亮更多人,这是艺术家的终极使命。

  这些年,我走出音乐厅,在广场、体育馆、音乐节演出,投身公益活动。今年,我们已经在全国基层公立学校捐赠了三十所钢琴教室,并免费培训音乐老师,把音乐的种子种在中国最广大的县乡基层,让音乐为更多人带来快乐。这件事,我愿意做一辈子。

  八〇后的我们,如今已成为各行各业中的活跃力量。新中国七十年特别是改革开放四十余年,我们这一代是最直接的受益者,我们每个人的命运都与国家发展紧紧系在一起,而每个人的小小梦想也终将汇聚成我们共同的美好中国梦。

  (作者为钢琴家)


  《 人民日报 》( 2019年10月28日 20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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