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名单制度 对虐童“零容忍”

　　机构缺少资质、服务质量不一……长期以来，托育行业始终处在灰色地带。

　　上周，由国家卫健委组织起草的《托育机构设置标准（试行）（征求意见稿）》和《托育机构管理规范（试行）（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对托育机构的场所、设施、人员和从业资质等方面做出规定，并提出建立托育机构及其工作人员黑名单制度，对虐童等行为实行零容忍，为托育机构发展指明了方向。

　　小机构

　　监控报警系统欠缺 招人远比招生困难

　　下午3点，两岁的大桐刚刚睡完午觉，从卧室跑到客厅里玩耍，那里有他最爱的长颈鹿滑梯。这个位于北五环外小区里的托育机构，如今已成为他最熟悉的地方之一。

　　“我们小区年轻人居多，他们工作压力大，没有太多时间在家带孩子，完全交给长辈的话，又怕老人身体吃不消，就希望能有个地方帮着照看。”作为创办人，林雅（化名）曾经面临同样的状况。去年，她开始为两岁多的女儿挑选托育机构，“周围的幼儿园接纳能力有限，写字楼里的动辄每月上万，何况离家远，也不方便。”

　　最终，她把女儿送到小区里的一个家庭托育机构，但待了几天，就发现那里条件简陋，伙食也不好，更让她难以接受的是，那里同时兼顾自住和托育，“早上送孩子过去时，男主人才刚起床，穿着秋裤在屋里走来走去。”

　　带女儿离开后，林雅的脑海中闪过一个念头，“自己开一家！”今年2月，林雅在小区里偶然看到一套底层两居室对外招租，果断签了合同，“客厅作为游戏活动室，主卧是读绘本和睡觉的地方，次卧用来吃饭、做手工，外面还带个小花园，可以放秋千，作为户外活动场地。”

　　对林雅来说，做软包、铺地垫、装新风、添置桌椅玩具等都算不上难事，真正让她犯愁的还是资质问题，“经过打听，发现不光注册托育行不通，连注册教育培训都有限制。好在居委会只是让我们提供了租房合同，检查了消防条件，提醒我们不要扰民，并没有给我们太多压力。”

　　就这样，林雅的托育机构在3月正式开业。“既有小时托、半日托，也有周托、月托，可以根据家长的需要来。以2岁到3岁的全日托为例，每月费用在3800元左右。”投入运营不久，林雅恍然意识到，招人远比招生更困难，“只是印了百八十张传单，在妈妈群里说了下，很快就有孩子陆续送来。可招幼师的时候，一个月都没找到合适人选，好不容易招来，也很难留住。”

　　林雅没想到，原本只是作为副业的托育机构，几乎占据了自己所有的工作时间，“除了幼师以外，目前还有一个阿姨负责带孩子，一个阿姨专职做饭，另外有位住楼上的妈妈在这里兼职，每天要从早上8点一直干到晚上10点。”

　　在林雅看来，《标准》的出台固然是好事，但其中提到的保健员和保安员，短期内还很难实现，“除了人力成本的增加以外，招聘来源也成问题，希望政府能在资金和人才上提供更多支持。”而《规范》中要求的“监控报警系统确保24小时设防”，她认为有必要且有可能尽快落实，“对孩子和机构来说，都是一种保护，之前确实不够重视，还有所欠缺。”

　　大机构

　　政策落地仍需时日 线上比线下更现实

　　相比起林雅而言，陈岚（化名）的行动更早一步。五年前，怀着二宝的她四处为大宝找托班，“要么是家庭式的，往往不稳定，要么是幼儿园，年龄又不到。”考虑再三，陈岚挺着大肚子踏上了创业之路。

　　“在工商注册时才知道，压根儿没有托育这个门类可选，只能按教育培训公司来登记。”2014年8月，陈岚的第一家托育机构在东五环外开业，“除了早教以外，我们还提供1.5岁到3岁的日托，从而填补市场上在这方面的不足。”

　　短短三年多的时间，陈岚创办的机构开出五家分店，但资质不全带来的隐忧一直萦绕在她的心头，让她深感疲惫，“不管是区里的消防，还是街道办的文教科，随时都可能来检查，有时候甚至直接断电，或者搬走教具，要求闭店。”陈岚发现，不少处境相似的同行玩起了“猫捉老鼠”的游戏，但她不希望给老师和孩子带来这种频繁变动的体验。最终，她不得不将四家分店先后关停，只留下最后一家作为大本营，“现在这个地方本身有幼儿园资质，由我们来运营，同时提供亲子班、日托班和幼儿园，孩子有100个左右，日托占到将近一半。”

　　面对硕果仅存的基地，陈岚不甘心降低标准，给主班老师开出1万到2万的月薪，从国际学校挖来那些本科以上教育水平、有海外留学经历，同时有着相关经验的高水平人才，而高投入带来的收费标准也比肩国际学校，“日托每年16.8万，还是有家长大老远把孩子送过来，最远的单程就有40公里，因为很多五环外的新建小区配套跟不上，针对3岁以下的托育机构更是稀缺。”

　　对于《标准》和《规范》的出台，陈岚坦言即使都能达到，也不能高兴得太早，“从上海来看，去年4月底就公布了《上海市3岁以下幼儿托育机构管理暂行办法》和《上海市3岁以下幼儿托育机构设置标准》，但直到今年1月，上海市3岁以下幼儿托育服务信息管理平台显示，只有33家营利性托育机构通过有关部门审验，获得《依法开展托育服务告知书》，可见政策落地仍需时日，更何况现在还只是国家层面，下一步要对接到地方才行。”

　　眼下，陈岚并不打算扩大线下机构的规模，转而将精力投向了线上托育，“相比起一些中专学历、没有育儿经验的幼师来说，一些社区里受过良好教育的全职妈妈反倒更适合参加培训，她们可以利用家里的客厅，结合线上课程开展共享育儿，实现互助式托育，也期待国家能够出台这方面的政策支持，调动起潜在的人力资源和托育供给。”

　　建议

　　落地更应体现差异化 可鼓励全职妈妈参与

　　“我们在调研中发现，很多托育机构其实都盼望着有章可循，《标准》和《规范》的出台对于整个行业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杨菊华表示，《标准》和《规范》中亮点颇多，例如，不仅对托育机构的人员配置给出明确要求，而且强调相关人员必须接受培训，“从业人员的素质直接关系到托育服务的质量，在这方面，也需要有关部门的配合，确保培训服务同步跟进，让相关人员在专业性上有所提高。”

　　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研究员蒋永萍也表示，相比起上海提出的幼儿人均建筑面积不低于8平方米、户外人均建筑面积不低于6平方米来说，此次《标准》中给出的人均使用面积不低于3平方米、户外人均面积不低于2平方米显然更接地气，“如果门槛过高，将会导致很大一部分潜在供给被挡在门外，托育需求没办法得到有效满足。”

　　蒋永萍认为，此次《规范》中明确的黑名单制度也值得肯定，“在过去，有的从业者被开除后，换家机构又能继续工作，今后‘零容忍’的态度将会对其有所约束，对其他人来说也是一种震慑。”在她看来，监控24小时全覆盖恰恰也是落实这项制度的配套措施，“只有在技术层面加以完善，才能尽可能确保孩子的安全。”

　　考虑到国情复杂，杨菊华提出，《标准》和《规范》在具体落地实施中还应体现一定的差异化，“一刀切的话，很多机构会被一棍子打死，例如当前普遍存在的家庭托育机构，如何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给这部分机构更多引导和帮助，也是下一步应当思考的问题。”

　　蒋永萍也谈道，《标准》和《规范》可以更多体现对女性的关怀和支持，“例如，调动并鼓励全职妈妈参与到托育服务中，既能补充供给上的短缺，又能帮助她们实现个人价值。另外，在托育机构的服务时间上，做好衔接工作，避免重蹈‘三点半’放学的尴尬局面，也能让更多家长获益。”

　　本报记者 宗媛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