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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山东省女职工劳动保护办法》公开征求意见

　　近日，《山东省女职工劳动保护办法》公开征求意见。女职工经医疗机构诊断证明痛经或者月经过多，申请休息的，给予其病假1至2天。

　　其实 ,类似的“月经假”，且不说国外，在国内一些省份已有先例，而且不止是征求意见，是早已落地实施的政策。

　　2017年2月1日正式实施的广东省《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就包括这一条：从事连续4个小时以上立位作业的女职工，月经期间经本人申请，用人单位应当为其安排适当的工间休息。

　　早在2009年10月，国务院法制办就曾修订《女职工劳动保护条例》，确立对于女性经期休养权益的保护。从2016年安徽出台相应的地方规定开始至今，全国大部分地区都陆续出台了相应规定。

　　账面上看，女性职工的休假福利确实越来越多了，但面对职场竞争压力和阴魂不散的性别歧视，有多少职场女性敢于轻易动用这种福利，不得而知。

　　恐怕很多人一看到这个标题，就一边点开一边怪笑了。然而 30 年前，美国女性主义者葛罗莉亚・斯坦能（Gloria Steinem）写下这行字的时候，未必能有这么轻松的心情。

　　想象一下月经对于女人意味着什么。麻烦？那几天的生活心情总是一团糟。负累？每个月总有几天要受它所累。虚弱？总是感到体力不支无法工作。不洁？被弄脏的衣物叫人无法忍受。更重要的是，禁忌？当月经只能被叫成大姨妈、老朋友，当女生只能在课间偷偷传递卫生巾，当电视里一切卫生巾广告都要借助蓝色不明液体？

　　1984年，葛罗莉亚・斯坦能写了一篇题为《如果男人来大姨妈》的杂文。她回答道，答案很简单，月经会变成一种令人羡慕、值得夸耀、充满男子气概的东西：男孩们长大的标志便是初潮，社会会举行宗教仪式和聚会，庆贺他们成长为男人；他们会吹嘘自己的经期有多长，量有多大。

　　卫生巾等用品会由联邦免费提供（当然了，一些男性愿意自己花钱买更好的产品，比如汤姆克鲁斯牌卫生棉条，泰森牌重拳卫生巾，贾斯丁比伯牌超长夜用款*）。

　　军人、右翼政客和原教旨主义者会把月经说成 “男经”（月经英文为 menstruation, 此处为 men-struation），以此证明只有男人才配当兵、进政要机关、成为神父牧师和法师。

　　男激进主义者、左翼政客和神秘主义者，则会坚信女人和男人是平等的，只是有所不同。他们宣称男男生子文专业户，任何女性只要能通过自残每月流血（‘哪有不流血！’），承认男性月经的优越性，或服膺于男人们的 “周期启蒙”二次元人物绘画男生，她们就应该进入和男人同等的行列。

　　街边小混混会这样吹嘘自己：“嘿！我可是一天用三片卫生巾的男人”。当他们的伙伴说 “你今天看起来很酷” 的时候，他们会这样回答：“是啊，我这不正来月经嘛！”

　　电视节目会着力表现这件事，比如谢耳朵和莱纳德会安慰已经两个月没来月经的霍华德 “你还是好样的”*。

　　男知识分子们会提供最有道德、最合逻辑的解释：缺少了月经——那与生俱来的衡量月亮与星星的天赋，女人要如何掌握需要感知时间、空间、数字、计量的学科？更不要说哲学和宗教领域了，女人拿什么补偿她们错过了的“宇宙的韵律”呢？

　　各领域的男自由派则会充当和事佬：这些女人少了衡量生命和连接宇宙的能力，已经是足够大的惩罚，我们何必再为难她们？

　　女人们又会有什么反应呢？传统女性，不用猜，定会带着那受虐狂般忠诚的微笑，对一切评论点头称是。“你们丈夫的经血就像上帝的那般圣洁，以及！” 反女权的女性如是训诫。改革派女权主义者试图模仿男性，假装也有月经周期。所有女权主义者会无休止地解释，男人也需要从 “来自火星的好斗性” 的错误观点中解放出来，正如女性需要从 “月经崇拜” 中获得解脱。激进女权主义者会强调，对于非月经的压迫是其他一切压迫的模式（‘吸血鬼是我们自由的先驱！’）。文化女权主义者会在她们的艺术或文学中创造出一种 “无血意象”。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坚信，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男人才有能力垄断经血……

　　不过，在亚文化网剧《太子妃升职记》中男生生理期叫啥，穿越变性后的太子妃面对月事却是惊慌失措，甚至要召开“月事研讨会”来交流担惊受怕和疼痛难忍的心得体验。事实上，那些体验月经的男人的感受无不如此。

　　可惜这种切身体验过女性身体痛楚的男性少之又少。我们的文化赋予了月经太多的象征和隐喻，同时却有意无意忽略了它对女性直接的身体经验意味着什么。月经期间的种种不便需要优雅的隐藏起来，广泛存在的痛经，则被男性想象成夸大了的痛苦；另一方面，痛经带来情绪变化又被视为女性本质上是不理性的标志。

　　据不完全统计，包括北京、上海、陕西、山西、安徽男生生理期叫啥、浙江男生生理期叫啥、湖北、江苏、江西男男生子文专业户、山东、甘肃生理期几天算正常、湖南、四川等在内的十余个省份都在地方性法规中明确了女性劳动者有生理假的权利。

　　然而，即便是女性也不见得会欢迎这一政策。它增加了企业雇用女职工的成本，却没有对用人单位做出补偿，造成性别歧视，又没有提供强有力的法律救济渠道。即便有这样的假期男男生子文专业户，休生理假本身也会被视为身体素质差、情绪不稳定、消极怠工、无责任心，连是否好意思开口提生理假都成问题。

　　有人戏言，现代女性解放的三宝就是卫生棉、止痛片和洗碗机，将女性从生理不便和繁忙家务中解脱出来。曾奕田母亲初次使用卫生棉的幸福感也是由此而来，但这种技术上的解放难以解除社会文化意义上的钳制生理期几天算正常。

　　苏珊·桑塔格在《疾病的隐喻》中写道：“疾病并非隐喻，而看待疾病的最真诚的方式——同时也是患者对待疾病的最健康的方式——是尽可能消除或隐喻性思考。”

　　近日，《山东省女职工劳动保护办法》公开征求意见。女职工经医疗机构诊断证明痛经或者月经过多，申请休息的，给予其病假1至2天。

　　类似的“月经假”，且不说国外，在国内一些省份已有先例，而且不止是征求意见，是早已落地实施的政策。

　　2017年2月1日正式实施的广东省《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就包括这一条：从事连续4个小时以上立位作业的女职工，月经期间经本人申请，用人单位应当为其安排适当的工间休息。

　　早在2009年10月，国务院法制办就曾修订《女职工劳动保护条例》，确立对于女性经期休养权益的保护。从2016年安徽出台相应的地方规定开始至今，全国大部分地区都陆续出台了相应规定。

　　账面上看，女性职工的休假福利确实越来越多了，但面对职场竞争压力和阴魂不散的性别歧视，有多少职场女性敢于轻易动用这种福利，不得而知。

　　2013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国民旅游休闲纲要(2013—2020年)》，提出要保障国民旅游休闲时间，到2020年职工带薪休假制度基本落实。

　　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和《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等法规，连续工作一年以上的职工就有年假了。同时，“职工累计工作已满1年不满10年的，年休假5天；已满10年不满20年的，年休假10天；已满20年的，年休假15天。

　　除年假外，我国法定假日和周末休息日由改革开放初期的约60天增长到目前的115天，占全年的比例超过31%，再加上带薪休假，账面上看，国人每年有超过1/3的时间在休假，这在全球来讲也是中等偏上的水平。

　　到了实际操作层面男男生子文专业户，放假就身不由己了，多项研究调查显示，在带薪休假这个事上，中国劳动者普遍显得相当佛系，不争不抢，有就放，没有也不吭声。而用人单位在落实带薪休假方面，也普遍缺乏积极性。

　　中国社会科学院旅游研究中心发布的《休闲绿皮书：2017—2018年中国休闲发展报告》指出，2016年北京城市劳动者有30.1%的人没有享受带薪休假。在这些人中，“工作太忙，没时间休”的占比达45.6%，“单位无带薪休假制度”“竞争压力大、担心失业”等原因位居其后。

　　当前职场女性迫切需要的显然不是那种只能看看，自己又不敢轻易放弃的假期，而是已有个人休假权益的切实保障。但可以说，我国法律法规在女性平等权利方面的保护大多仍是原则性的规定，缺少具体的违法后果以及要承担的责任，用人单位的违法成本也低到不值一提，很难起到震慑效果。

　　在带薪休假不敢休，生娃还得看企业脸色的背景下，延长产假，痛经假和月经假，都只是镜花水月的福利。

　　参考发达国家在这方面的经验，想有效缓解单位企业用人的性别歧视，需要肉眼可见的激励和好处，加上容易落实的处罚措施。如对有女性员工放假生育的企业给予税费减免，或对男女比例不合理的用人单位予以处罚。

　　总之，想从根本上解决就业性别歧视这个问题，显然首先要明确一点：即给予职场女性照顾是应该的，但不应全由企业买单，否则类似的照顾政策必然难以有效实施。

　　加大对女性权益保护，已是共识。类似强化建章立制的新闻，常能引发众多关注，月经假、痛经假等频频现诸场。这些规定的初衷是可以理解的，然而现实中，无论是媒体调查，或是女性自身感受，其落实情况都不甚理想。而类似举措，却可能沦为宣示性的“概念牌”，能收得“关爱女性”之名，却鲜有女性收获“受到保护”之实二次元人物绘画男生男生生理期叫啥，具有话题性生理期几天算正常，却缺乏可操作性。

　　类似悬空的举措，通过更具刚性的强制力将其落实，倒也并非不可能男男生子文专业户，如加强处罚等。但是，这种保护反而可能加剧女性在职场的不利地位，从求职阶段就会影响用人单位的性别导向，使女性就业更加困难。这种“好心没办好事”的现象，从逻辑上并不难推演出来。

　　事实上生理期几天算正常，女性保护是个复杂命题，十分考验立法智慧，要求政策制定层面对复杂的社会结构，对经济、法律男男生子文专业户、伦理等不同领域的相互作用反馈有更深一层的理解。制定罚则明确的禁止性规定是容易的，但往往只是单纯将职场压力加诸女性，将生产的成本压力转加诸企业，极其容易就被现实局面所瓦解。对于多方利益缠绕的命题，并非一纸令下就可以条分缕析，相关部门也应当从类似举措难以落地的现实中有所反思。

　　不妨将禁止性规定，转为倡导性、鼓励性规定，如对女性权益保护较为到位企业给予政策有待。而对常见的家庭结构里，女性在职场之外的如育儿等投入，理当纳入决策层面，由公共投入加以坚实保障，比如多元的托儿场所、充足的教育资源等。放眼世界，保护女性必然是个系统性的复杂命题，它的实现路径，必然不只是单向给女性和用人单位加压，更需要从政府、社会“接过”成本，营造对女性具有善意的大环境。

　　现阶段的维护女性权益，或许不只是要考虑用重重措施将女性“保护”起来，加剧她们与社会现实产生龃龉的程度；也当探索用重重措施将女性“托”起来，让她们在更为平等的起点、更为自然的状态，追求自我实现。

　　部分资料来源于南周知道，《中国妇幼保健》，葛罗莉亚斯坦能 著：《内在：一本关于自尊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