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人补肾七种水果推荐 补肾又补精​现代男性在工作和生活的双重压力影响下很容易出现肾虚的现象，因此补肾成了很多男性关注的话题，那么男人吃什么水果补肾又补精呢？下面跟随

来源：北京协和医院

人物小传

臧美孚，1932年10月出生于河北唐山，祖籍山东烟台，著名泌尿外科专家，北京协和医院泌尿外科教授。1952年考入上海第一医学院医疗系，1957年毕业后分配到北京协和医院工作。1982—1983年先后赴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医学院、奥地利萨尔茨堡总医院进修泌尿外科。1985—1995年任北京协和医院泌尿外科主任，曾任外科学系副主任。

臧美孚教授擅长泌尿系统疑难复杂疾病的外科治疗，在国内较早开展泌尿外科微创手术，在肾上腺外科、肾移植、内镜手术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对各类型肾脏肿瘤尤其是肾癌的治疗有独到之处。曾任中华医学会泌尿外科学分会常委，北京医学会泌尿外科学分会副主任委员，国际泌尿外科学会会员，《中华外科杂志》编委。

1976年被评为抗震救灾先进工作者，1977年、1987年先后被评为北京协和医院先进工作者，1989年被评为中国协和医科大学教书育人、服务育人先进工作者，2005年获中央保健工作先进个人荣誉称号，2013年获北京协和医院杰出贡献奖。

访谈节选

幼时随父从军 立志学医济世

董琳（以下简称董）：臧老师您好，请谈谈您的童年生活和求学经历。

臧美孚（以下简称臧）：我老家在山东，但是我出生在唐山。我父亲是齐鲁大学医学院毕业的，那时候在开滦的一个医院做外科大夫。后来，我们回到了山东黄县[1]。黄县有一个美国人办的教会医院，叫怀麟医院[2]，父亲在那里工作。我在黄县崇实学校念小学，一直念到五年级。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怀麟医院的美国人就撤离了。父亲抱着一颗爱国心参加了八路军，成为一名军医。从1943年到1945年，我跟随父亲在胶东抗日根据地生活。那是战乱的时期，经常反扫荡，部队给父亲配了一个警卫员和一匹大马。我记得夜里经常被警卫员叫醒，说是有情况了，日本人要来了，赶紧上马离开。除了抢救病人以外，父亲还经常有一些教学任务。我那时已经上过几年小学，算是知识分子，就教八路军练习识字，他们当中有一些人不识字。

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父亲突然得了脑瘤，眼睛看不见了。部队把他送到北京看病，当时关颂韬[3]说你来得太晚了，怎么不早点来？他也不好说自己是八路军。回到山东后没多久，于1946年10月去世，后来军区追认他为革命烈士。

我们兄妹共七人，我排行第六。我大姐叫臧美玲，她在济南齐鲁大学生物系念书，抗日战争爆发后成为流亡学生撤退到四川。那时候协和护校也迁到了四川，聂毓禅校长和我大姐说，你来我们这儿读护校吧，我大姐说她想学医，聂校长说护校也是大学，就建议她读护校。后来大姐从协和护校毕业，1947年跟着聂校长回到了北京。

大姐回到北京后在协和工作，后来转到公共卫生系，跟何观清[4]他们一起搞结核病防治。她捎信让我来北京念书，我先到青岛补了两年初中，1949年来到北京，考入了二中。

董：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想学医的，为什么想做医生？

臧：大概从初中，受父亲的影响，我不但想学医，还希望做个外科大夫。在部队生活的那三年，我从思想情感方面是贴近人民的。我觉得医生是一个非常有助于人民的职业，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工作。

1952年，我考入了上海第一医学院医疗系本科。那时候上海在扩大招生，我们班有100多个学生。学制是五年，前两年主要是生理生化、胚胎学等基础课程，到了三四年级，临床课程就多了，我还是对临床更感兴趣一些。

上医很多老师、系主任都是从协和来的，像黄家驷[5]就是给我们讲胸科的老师。我对考试印象很深，那时候学苏联的五分制，三个老师坐在那儿，把学生叫进来，用口试的办法来考你。上医的教学方法跟协和很接近，那时候都传说，协和只要上医、湘雅的，因为教学制度、实习制度都接近。

毕业分配协和 接受严格培训

董：毕业前想过来协和工作吗，得知要来协和时内心是什么感受？

臧：因为我大姐在协和工作，所以我读高中时就来过几次协和。进到协和是一个很安静的环境，就有一种敬畏的心理。她住的护士楼那时候还叫哲公楼[6]，有严格的制度，男宾是止步的。她们的待遇很高，工资是领美金，所以我经常看完她一出胡同就到德昌厚[7]买吃的。医院对她们的服务也很好，一个礼拜要穿的制服都烫得平平整整，鞋子有人给擦，就为了让她们可以全心全意工作。

我大学毕业的时候是国家分配，志愿就填了北京，因为我母亲和大姐都在这儿，这儿几乎算一个家了。没想到直接就分到了协和，心里很高兴。在上海读书的时候我做过文体委员，那个年代流行跳交谊舞、集体舞，学生下课以后都爱跳。没想到来到协和后临床工作那么忙，我的性格一下全变了，不跳舞了，也不打球了，我就闷在病房里完全忙业务，但也很高兴。我们从上医一起到协和的有八九个人，像贝濂[8]、王姮[9]，有几个后来离开协和了。

董：与在上海实习过的医院相比，协和有哪些与众不同的地方？

臧：协和这个环境更封闭，我们开始是24小时负责制，吃饭、睡觉、上班、值班都在医院里，很少有时间回家。那时候大家称协和人是协和脸，因为几乎天天闷在医院，脸都闷得白白的。做住院大夫期间，哪怕是夜里3点，开医嘱都要亲自到病房开，比其他医院要更严格。

协和有严格的轮转制度，几乎外科每个科室我都转过。那时候有个印象，协和的实力最强。神经外科的主治医师经常到宣武医院去会诊，我在骨科轮转的时候，王桂生[10]带着宋献文[11]也到积水潭医院帮忙，当时协和医院扶持了很多医院。早期我们和北大医院泌尿外科一起查房，相比之下我们更有发言权，因为在协和见的病例多，所以到院外交流是很自信的。

除了门诊、手术和每天两次查房之外，我们还要多抽时间跟病人接触谈话，多半是利用下午的时间，主要还是交流病情。病人是医生的老师，住院大夫多接触病人对业务的提高是很有帮助的。

那时候协和医院的图书馆也很先进，我们经常结合临床课题到图书馆查阅资料。

董：做住院医师期间有没有印象深刻的病例？

臧：我做总住院医师的时候，有一次内科找我去会诊，那时候张孝骞[13]教授是内科主任。病人是一个十几岁的小孩，腹部胀得很大，内科认为是肝硬化的腹水，做完检查后发现腹水是尿的成分，最后诊断是一个巨大的肾积水，让我去做一个肾造瘘。泌尿系我们最主要的一个概念就是引流，不能有哪个地方不通，不通必然造成远端的积水。我到了一看，这么大的积水怎么办，几乎都积到腹腔里了，下边就是膀胱。我灵机一动，就把肾盂跟膀胱做一个侧侧吻合，不用引流，积水进入膀胱他就能尿出来了。当时我跟上级大夫汇报这么处理，他们也觉得很特别。所以也能体现协和学术环境的民主和宽松。

董：协和有许多制度自建院起传承至今，让您受益最大的是哪个？

臧：回顾我的外科成长过程，我这一辈子没有医疗事故，差错也很少，我觉得是得益于查房制度。因为你事先已经反复考虑到了各种可能，所以在操作过程中就有主动权。

我们那时候除了科内三级查房以外，还有外科主任查房。每次曾宪九[14]主任来查房，大家都跟着，有时候也跟到别的科室去转一转。曾主任的特点是启发性查房，肯定的肯定、肯定的否定，往往对某个病已经得出结论了，他再提出来，假如不是这个病大家又该怎么样，反向再提出一些问题，让大家重新再考虑。这让我印象很深。对于临床上的问题，不是那么简单的认为是什么就是什么。所以，查房制度很有必要，可以提高医疗质量、减少医疗差错。

躬耕临床一线 见证学科发展

董：请谈谈协和泌尿外科在不同历史时期临床工作的重点和特点。

臧：上世纪六十年代，我做完总住院医师后定到泌尿外科，主要看泌尿外科常见病，包括泌尿系肿瘤、先天性畸形及肾上腺疾病。肾结核也是常见病，假如一个礼拜切除10个肾脏的话，可能8个都是肾结核。那时没有B超、CT，我们就做尿液分析、逆行造影、静脉肾盂造影。当时没有预防结核的药，一旦确诊了都是晚期，一侧无功能了，完全是脓肾，所以就做肾切除。几年下来我们技术熟练到最快用25分钟就可以完成切皮、切肾、结扎、缝合、缝皮的全流程。

随着基础医学的发展，尤其临床有了抗结核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后结核就很少见了。有一次，一个病人因尿频尿急在外院始终无法确诊是什么泌尿系感染，到我这儿一看，我说要除外结核，因为诊断肾结核有一句经典的话，就是长期膀胱炎、尿里白细胞为主，要想到结核，病人一查果然是结核菌阳性。现在年轻人可能一年都碰不到一个肾结核，都不考虑结核了，但我们那个年代过来的首先警惕的就是结核。

除了肾结核之外，我们在肾上腺方面也做了大量工作，跟内分泌科合作很密切。我们治疗了很多库欣综合征，病人从正面看不见他的耳朵、从侧面看不见他的鼻子，腹壁有好多紫纹。当时诊断病因是双侧肾上腺皮质增生，手术探查看到两侧肾上腺肥厚，我们一开始先做一侧，对侧功能还继续亢进、还是肥胖，又做对侧，就考虑切多少，我的经验是先切一半，再切一半的一半，最后临床实践证明切90%才够。

有一个阶段我们把精力放在了肾性高血压上，一侧先天性的肾缺血会引起高血压，如果看到病人一个肾脏是正常的，对侧是个小肾脏、萎缩肾脏，做完肾素测定，把小肾脏切掉后他的血压就下来了。后来我们发现大动脉炎内膜增厚导致肾动脉入口狭窄，也会引起高血压，我们就把这个高血压跟肾病又结合起来，做肾动脉入口的扩张，甚至利用髂动脉一些分支来代替这个狭窄血管，做起了血管外科的一些工作。肾移植我们也做了不少，针对肾性高血压做自体肾移植，放到自身的髂窝上，可以改善缺血的情况，从而纠正高血压。1973年，协和泌尿外科成功完成国内第一例亲属活体肾移植。

随着时代的发展，医学在进步，病种也在变化。预防医学、技术进步带来了临床的一系列改变，诊断技术要与医学发展齐头并进，当然诊断水平、思维方法也要跟上。

董：在疾病治疗方面，协和泌尿外科有哪些探索和创新？

臧：从泌尿系的开放性手术过渡到内腔镜微创手术，首先是从前列腺微创电切开始的。1980年，我们进口了一台日本的电切镜，开始开展前列腺电切，这在全国是走在前列的。吴德诚[15]教授负责这个项目，我们举办过好几次全国学习班。那时候电切用的是高频电刀，切一刀会有很多出血点，所以要求手术要迅速，一般一个小时之内结束。1992年左右，我们又开展了用腹腔镜做双侧肾上腺切除。

B超在临床应用后，我们发现早期肾癌并不一定要把肾全部切除，两公分的肿瘤全肾切除太可惜，我们就开展切肿瘤保肾的手术。后来国外也统一认识了，叫肾脏NSS（Nephron-Sparing Surgery）手术。有一年我参加海峡两岸学术交流的时候，讲的就是这个题目。

另外，关于肠道在泌尿外科的应用我们也做了一些探索。结核病在泌尿系统发生后，除了脓肾以外，还有一个并发症是膀胱挛缩。泌尿系统结核在膀胱黏膜溃疡的结果就是造成膀胱挛缩，致使膀胱容量变得极其小，而且很硬，像乒乓球一样，所以病人只要一睡觉就完全失禁了，进一步还会引起肾脏功能的损害。我们就用一段肠子把小膀胱接长，做成一个猫尾状，增加容量，但是有很多并发症。我们又尝试把输尿管接到乙状结肠，实现尿粪合流；把输尿管移植到直肠等等。后来技术越来越成熟，最常做的就是膀胱癌病人膀胱全切后用回肠代膀胱，也就是所谓的Bricker手术。

我写过一篇文章，是关于yin囊旁切口耻骨部分切除来做后尿道狭窄。因为尿道正好穿过骨盆，车祸外伤等导致骨盆骨折后很容易造成后尿道断裂，引起后尿道狭窄，治疗很困难，有的终生就带造瘘了。后尿道正好在骨盆提肛肌这个位置，但手术很难到达这个地方，难度很大。后来我尝试从yin囊旁切口，把耻骨劈开后再进去，终于把这个地方找着了，很有成就感。

上世纪70年代，在河北一个农村，娶进来的媳妇都不生孩子，嫁出去的闺女都能生孩子，后来发现这个村里男性不育，原因是该村主要食用棉籽榨成的棉籽油。刘国振[16]教授他们经过研究，发现棉籽油里有棉酚，吃棉酚以后可以造成男性不育。刘教授出去讲课提到这个，联合国也很重视，科里就申请了一个科研题目，研究棉酚对男性不育方面的机理。从男性不育这个角度，协和的男科逐渐发展起来。

年过半百赴美 坚持终身学习

董：请谈谈从医生涯中对您影响比较大的老师。

臧：从曾宪九主任那儿我学到了一个传家宝，就是手术中碰到了大出血该怎么处理。因为我们做肾上腺经常跟下腔静脉打交道，静脉破了不像动脉那么容易止住，反而有时候越止越厉害、越夹越破。有一个病人，刚做完二尖瓣手术正在抗凝治疗，发现左侧肾癌，正好长在肾门的位置。他大概也就50多岁，肿瘤又不大，所以我建议做切肿瘤保肾手术。肾门附近血管很丰富，我手术做得很仔细，做完后止血很好。结果夜里打电话来说病人大出血休克了，我一想就是肾门的问题。到手术室打开一看，渗血起码有2000毫升。我赶紧用上曾主任的传家宝，就是压迫性止血。把出血吸干净后，我就用凝血纱布往上一盖，根本不考虑别的，就用大卷的纱布填塞，S状一层一层摞，完全把出血的地方压住。病人进手术室的时候已经没有了血压，都倒气儿了，经过抢救、输血，当天血压就上来了，第二天完全都清醒了。所以是曾主任的传家宝救了这个病人一命。

董：请谈谈您参加医疗队的经历。

臧：1966年，河北邢台地震，因为发生在早上5点钟，正是人膀胱胀的时候，所以房屋塌下来把很多人的膀胱压破裂了，出现很多泌尿科的问题。第二天就把我叫去了，那是我第一次坐直升飞机，我们把病人抬上直升飞机，送到石家庄。我记得那个直升机声音很大，从飞机上下来耳朵都是聋的，交接班只看见对方张嘴却听不见。

1972年，参加西北医疗队，去了张掖一年，那是按照六二六指示[17]，把医疗工作放到农村去。到那儿以后，让我做小队长，我和四个队员一起坐拖拉机到一个公社去，开展医疗工作。赤脚医生在农村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们对基础医疗知识都是清楚的，一般的伤风感冒都能看，大病不得已了才送到县医院。我还记得在炕头上给一个胃溃疡病人做胃大部切除，吊起蚊帐做出一个手术环境，卫生院帮着给医疗器械消毒，我们自己打麻醉，就那么做了。

我做科主任期间，还参加过西藏医疗队，到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三个月。我带了前列腺电切，在那儿做前列腺电切手术，参加查房、会诊、讲课，最后还带了一个进修大夫回来。

董：请谈谈您赴美国和奥地利学习的经历。

臧：1982年，在美国中华医学基金会的资助下，我来到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医学院泌尿外科进修。当时在美国，我不能跟病人直接接触，但是可以跟当地的医生一起进行各种操作，参加他们的查房、手术。当时国内与美国相比，临床上的差距是比较小的，因为协和的特点是疑难重症比较多。手术方面我们有些比他们做得多，听到我们肾上腺手术已经几百例了，他们也惊叹。但是检查手段我们是落后的，他们当时已经用CT诊断，我们还是逆行造影、静脉肾盂造影。

当时国内刚刚开始做前列腺电切，但他们已经做了二三十年了，我也学到一些诊断和操作方法。另外，他们已经开始做经皮肾镜、输尿管镜。他们的一些诊断方法，比如定位诊断、对一些肿瘤的穿刺比我们先进，尤其是他们用的一种细针，叫fine needle，可以解除解剖上的顾虑。

他们做淋巴清扫对我启发很大，回国后我就对肾切口进行了改良。过去肾切口很典型，就是腰部切口，改良后经腹部做，可以把腹部的肾蒂、腹主动脉显露得更清楚，这对于肿瘤的淋巴结清扫是很有帮助的。另外，美国查房的方式对我也很有启发，他们科室查房时会找放射科、病理科等相关科室共同讨论，上级医师会拿出病理切片让住院大夫回答病理结果。

在美国待了一年后，1983年4月，我又到了奥地利，在萨尔茨堡总医院泌尿外科进修了三个月，主要学习的是男科方面。

寄语协和后辈 建设创新强国

董：回顾数十年从医生涯，您如何看待医生这个职业？

臧：我觉得医生的确是直接为人民服务的一个很好的职业，我在手术台上从来没有觉得疲劳过，也从来没有觉得后悔过，在这个职业中我一直很愉快，而且总有成就感。在协和严格的制度下，我做的每一个病例都是经过很慎重的反复考虑的。我经常跟年轻大夫讲，关伤口前要缝好最后一针，为什么呢？比如同样一个输尿管接下来，你缝了五六针，这针眼儿的地方要漏，最后一针一定要把周围再给它覆盖一层，软组织再盖上，它等于就包裹起来了，减少并发症，所以最后一针很重要。

董：您和爱人都在协和，工作很繁忙，是如何兼顾家庭生活的？

臧：我觉得协和人应该把这个问题作为一个问题，好好讨论一下。作为协和人，奉献工作是一方面，一定要拿出一定的时间来搞好家庭工作。我觉得我在家庭生活方面、子女教育方面投入是比较少的。金老师[18]曾经跟我说，结婚以后很少能够跟我沟通。她经常举一个使她很伤心的例子，一天她做好了饭，中午三次出门看我回来没有，一趟没有，一趟还没有，她可能是做了一桌好吃的。等我回来了，她说：我等你半天，你怎么才回来？我就很冷淡地讲：做手术能够半途下来吗？就这么一句话，她经常作为一个例子来讲，我也越想越有道理，成立家庭以后，双方要互相理解，要设身处地站在对方的立场想一想。所以我们协和人要拿出一定的时间给家庭，给子女的教育，应该把家庭关系处理好。

董：对年轻后辈和未来协和的发展，您有哪些寄语和期待？

臧：我觉得党的领导是我们今天取得如此成就的一个重要的根本因素。尤其是现在提出要在新时代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强国，要在世界上起到领先作用，我觉得协和的任务更重了，协和的年轻人应该担起这个重担来。过去在我们那个阶段，我们总是把自己放在第二位，我们想的是国外有什么、怎么能够及时引进，没有想我们应该怎么创新。目前的形势非常好，年轻人要创新，临床队伍和科研队伍要结合起来，我看咱们盖了一个转化医学楼，这很重要，咱们有些东西要领先，在一些关键问题上要有根本的突破。

协和是一个宝地，来到这里你自然就应该在你所在的领域起带头作用。在协和的这些年，我不管是出国也好，国内同行之间交流也好，讨论起任何病种都不陌生，因为协和有丰富的病例资源。现在很多医院都起来了，但协和提出以疑难重症和罕见病作为我们的奋斗方向，我觉得这是对的，因为我们一辈子都在解决疑难杂症问题，很多病人都是看了很多医院，最后来到了协和。

老一辈协和人都是可亲可敬的，作出了无私的奉献，我们要学习和传承他们的这种精神。不管是你哪儿毕业的，只要在协和工作了，就应该以协和的标准来要求自己，要成为一个合格的协和人。

（本文内容节选自臧美孚教授3次访谈记录，文中部分照片由臧美孚教授提供。）

注释

[1]黄县：现山东烟台龙口市。

[2]怀麟医院：20世纪初，美国西差会在山东黄县设立了基督教团体——浸信会。浸信会在黄县创办了三项事业：怀麟医院、崇实学校、华北浸会神学院。怀麟医院创建于1902年，英文全称是Warren Memmorial Hospital，意为纪念怀麟（系美国的捐资人）的医院，医院设在原黄县城关小栾家疃村东。

​隐形眼镜上的沉淀物是什么？隐形眼镜天天戴，眼睛真的会瞎吗？​戴隐形眼镜的朋友会发现一个问题，那就是隐形眼镜用一段时间后，总感觉上面有沉淀物怎么都冲洗不掉，同时镜片不如之前柔软，在边缘甚至还有

[3]关颂韬（1896—1980年），广东番禺人，著名神经外科学家。

[4]何观清（1911—1995年），广东宝安人，著名流行病学专家和公共卫生专家，中国流行病学的先驱者之一。曾任北京协和医学院公共卫生系主任、中国协和医科大学流行病学教研室主任。

[5]黄家驷（1906—1984年），江西玉山人，著名外科学家，医学教育家，中国胸心外科奠基人之一，曾任北京协和医院胸外科主任。

[6]哲公楼：哲公楼落成于1907年，是为了纪念美国捐款人Oliver Jones而命名，1925年因大火拆除后在原址重建，俗称护士楼。

[7]德昌厚：德昌厚是一家百年老字号食品杂货店，位于西总布胡同口。

[8]贝濂，1932年出生，浙江杭州人，著名消化内科专家，北京协和医院消化内科教授。

[9]王姮，1936年出生，江苏南通人，著名内分泌学专家，北京协和医院内分泌科教授。

[10]王桂生（1912—1991年），河北定兴人，著名骨科学家，北京协和医院骨科教授，曾任北京协和医院外科副主任、骨科主任。

[11]宋献文，天津人，骨科专家，曾任北京积水潭医院骨肿瘤科主任。

[12]马海德（1910—1988年），原名乔治·海德姆，性病、麻风病专家，国际共产主义战士，1950年正式加入中国国籍，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顾问，协助组建了中央皮肤性病研究所。1976年，马海德确诊患有前列腺癌后在协和住院治疗。

[13] 张孝骞（1897—1987年），湖南长沙人，中国胃肠病学创始人，著名内科学家，北京协和医院内科教授，曾任北京协和医院内科学系主任，1955年被推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14]曾宪九（1914—1985年），湖北武昌人，著名外科学家，中国现代基本外科奠基人。1956—1985年任北京协和医院外科学系主任。

[15]吴德诚（1925—2004年），江苏常州人，著名泌尿外科专家，北京协和医院泌尿外科教授，曾任北京协和医院外科副主任、泌尿外科主任。

[16]刘国振（1921—2011年），北京人，著名泌尿外科专家，北京协和医院泌尿外科教授，曾任北京协和医院外科副主任、泌尿外科专业组长。

[17]六二六指示：1965年6月26日，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指示，即六二六指示。

[18]金老师即臧美孚的爱人金乔。金乔，1935年出生，江苏苏州人，著名护理学专家，曾任北京协和医院护士学校校长。

审核：胡海燕

​老人锻炼运动不逞强 选对方式和方法最重要​生命在于运动，多锻炼对身体好。老年人的保健意识越来越强，很多老年人都养成的运动的习惯，但是要提醒大家，老人锻炼运动不要逞强，选对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