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蛋吧肿瘤君》编剧袁媛首执导筒：选Papi酱演女主角是本色出演

原标题：《滚蛋吧肿瘤君》编剧袁媛首执导筒：选Papi酱演女主角是本色出演

由贾樟柯监制，袁媛执导，Papi酱、张超主演的电影《明天会好的》已于4月2日上映，这是一个关于北漂故事的另类呈现，预告片播出后，对电影“贩卖焦虑”的争议一直不断，而这恰恰说明，从北漂这个词诞生至今，背后是无数年轻人或者不在年轻的人们的梦想与现实交织的复杂人生。担任总导演的袁媛是《后来的我们》、《滚蛋吧，肿瘤君》的编剧，《明天会好的》是她从编剧转型导演的处女作。在半个月前的超前点映中，观众反馈：成片既有女性导演的细腻，也在现实生活的刻画中着笔更多细节，富有情味，令人身临其境。影片正式公映前夕，我们和导演袁媛聊了聊幕后创作的故事，现实主义的落地沉浸，以及她转型导演的心路。

真实的本质

在执导电影《明天会好的》之前，袁媛为人所熟知的身份是编剧。2015年，由她改编的抗癌电影《滚蛋吧！肿瘤君》上映，口碑不俗，还代表中国内地参与了第88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项的角逐；另一部电影《后来的我们》，凭借别出心裁的叙事方式及多线交织的细腻手法，使袁媛成为“10亿+编剧”，并收获第32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编剧”提名。

《明天会好的》则是一个关于北漂的故事，讲述年近三十却一事无成的编剧萧渝（papi酱姜逸磊饰），在经历炒鱿鱼等窘迫境况后，与失意音乐人季野（张超饰）被迫住在北京的一个出租屋内，在同居生活中惹出啼笑皆非的爱情故事。而在喜剧的外壳之下，该片也在表达对北漂群体的关切：用尽全力过着平凡的一生，并因此而骄傲。不论生活对你怎样，无论今天有多糟糕，永远相信明天会好的。

这是袁媛首次执导电影，而之所以选择这样的一个北漂故事，她考量的关键在于“真实”。“《明天会好的》更贴近我本人的某些经历，在写出那两部作品之前，可能最最艰难的一段时光，就是和这个故事相似。当然，也许故事不尽相同，但其中的感受是一样的。”

在做编剧初期，袁媛曾有过很艰难的经历，也是这段经历所致，她在创作中更趋向一些生活化的元素，“更真实，更现实主义。”2013年，在写《滚蛋吧！肿瘤君》 期间，袁媛看了一部美国电影，那是一个关于“纽约漂”的故事，虽然表现形式不同，但在精神层面有极强的相似性。情感是共通的，“忙忙碌碌却一事无成。” 这就是《明天会好的》的灵感来源。

剧本是2018年上半年完成的，在写作过程中，袁媛的表达欲更多凝注在“他们就是我们”这个核心上。所谓“他们”，就是为梦想为事业奋斗在北京的北漂群体。他们有的是毕业后留在北京，有的是从其他城市来到北京，黯淡孤独，碰壁失意，各有难处，“他们就是我们。”这些底层的声音和情绪，袁媛曾真切体会过，“所以希望能有一个渠道，把这些生活里真实存在的感受，搬上银幕，让更多人看到，让北漂的朋友们明白，你并不孤独。”

而选择男女主角，也贵在贴近真实。“Papi酱本人的经历可以说是和这个角色高度吻合的，更像是本色出演。张超也是，一开始以音乐人身份出道，在音乐梦想上也是有他的坚持和执着的，这种真实情绪对他的表演会有天然的促进。”

如同电影宣传文案表达的那样：可能今天很差，但也不要责备自己，因为那已经是你努力后的结果了。我们都在奔赴各自不同的人生，但你依旧是你，没有人可以替代你。

别“曲线”了，来“救国”

作为袁媛的导演处女作，《明天会好的》延续了她现实主义的内容创作风格，在投射美好和还原现实之间进行了巧妙平衡。

初次执导电影，等待上映的过程中，袁媛笑称紧张多过期待，“因为比较害怕面对现实”。做编剧的时候会很期待作品上映，票房压力更多还是在导演和制作方身上，但自己做了导演后才意识到，“导演和编剧都是幕后工作者，但重要程度是不一样的。”

2008年，袁媛从中国传媒大学导演系研究生毕业，想进入电影行业，但迫于生计现实，只能“曲线救国”，先从编剧做起。通过首届“扶植青年电影剧作计划”挣到第一笔稿酬，真正意义上接触了编剧工作，袁媛便开始了自己的编剧之路。辛苦艰难自不必说，没有收入的阴云始终笼罩着，摸爬滚打中，终于迎来《滚蛋吧！肿瘤君》，这称得上是袁媛职业生涯的转折时刻，积累了更多人脉资源，也让她不必再为收入而奔波。而后又经历了数度夭折的几个项目，才遇到《后来的我们》，让袁媛收获了金鸡奖最佳编剧和金马奖最佳改编剧本的提名，声名愈盛。

接连写出两部口碑不俗的院线电影，当然其中夹杂着不计其数的失败和波折，袁媛的能力终于获得行业认可，她在导师的鼓励下，决定尝试执导电影。“我导师就是说，别老‘曲线’了，赶紧回来‘救国’。”

《明天会好的》剧本完成后，袁媛主动抛出橄榄枝，邀请贾樟柯担任电影监制。“肯定是希望找到一位合适的大导演来做我们的监制，当时觉得整个故事的气质和贾樟柯导演之前的某些影片有相似之处，所以就主动请了他。他看完剧本后也给了正向的反馈，同意监制。”

贾樟柯给予电影的帮助无疑是巨大的，同时也充分给予袁媛和她的创作团队自由创作的空间。“在拍摄上，他会把建议给到我，我觉得合适就采纳，不合适就按照自己的节奏来。他非常尊重我们，我们整个班底都很年轻，他一直都是一个鼓励支持的态度。然后有一些我们实在办不到的事，他就会出面，帮忙协调解决。”

从编剧到导演，身份转变上的诸多问题，袁媛都在前辈和团队的帮助下逐一解决。“编剧转导演的优势主要在于，在剧本层面能解决的问题，我们就通过剧本去把它解决。”但也会有一些不太好协调的部分，“之前做编剧实际上是服务型人格更多，相当于我是个乙方，我要实现别人想要的东西。现在做了导演就变成，我要别人来实现我想要的东西。”

乙方到甲方的转变，袁媛有时会困扰于一些“于心不忍”。服务型人格很难去提出更多要求，不忍心严格，感觉提要求“就像在为难别人。”但随着拍摄推进，袁媛也意识到了两者平衡的重要性。“过分去考虑别人的感受，其实是对创作有所损害的。作为导演，这是不太可取的。比如要多拍一天就多出多少钱，我要租机器一天就几万块钱，你也会心疼钱，这些都是要想办法照顾到的。”

第一次做导演，困难麻烦显而易见。“我觉得还是经验太少了，以前我也跟过组，做场记，做副导演，但现场实践还是不够。后期剪片也是磨来磨去。”不过好在袁媛身边有监制、制片主任等等很多经验丰富的伙伴给予帮助，“第一次嘛，也尽力了，只能希望大家多多包涵了。”

漂泊里的光明

春节档的市场反馈，包括近年来的一些调研，都能看出女性导演的冒头之势。而谈到女性创作，袁媛直爽一笑：“我觉得，女导演的优势还真没看出来。性别更像是双刃剑。”

一些情感细腻的题材，会被自然地归入适合女导演制作的范畴，原因是足够敏感，就该属于女性。“人们会有这种偏见，对。这也算是一种偏见。可能会因为这种题材被大众关注，但同时发现，找上门来的都是这种题材。”袁媛认为导演这个职业本身应该和性别无关，“女导演也能拍战争，拍军事，希望能早日摒弃这种性别的差异，以技法技巧去评判一个导演。”

但这些并不会产生过多困扰。袁媛的笑声爽朗，也在交谈中散发轻松平和的气场，编剧阶段的打磨，赋予她非常平实淡然的心态。“一切随缘，因为中间走过的弯路和经历的失败都太多了，别人可能只看到你写了两个作品，卖了多少钱，然后你就当导演了。但他不知道这两个被看见的作品背后可能是30个、50个作品的失败。”

开始做编剧之后，《滚蛋吧！肿瘤君》到《后来的我们》，中间的几年里，袁媛经历过非常密集的挫败和考验。“我可能太天真了，什么事都觉得只要我努力就行了，会有这种傻傻的那种感觉，但是傻过一阵之后，不可能永远傻。”当她进化出更平和稳定的状态，面对创作，也有了更加朴素的认知，“创作本身的困境我就不怎么有了，跟创作相关的困难我能都自己克服，永远都有解决办法，不管怎么样都能写得出剧本的。”

电影《明天会好的》中有一场令袁媛头疼的重头戏，第一次拍时她就觉得不太安稳，看过剪辑后更加坚定了重拍的决心。等克服了所有困难，终于拍摄完毕，才算为这第一趟导演之旅点上完整句点。

这是一场近似“少年回溯”的戏：北漂的女主角生病了，进入非常混乱的意识当中，像光怪陆离的梦境，梦境中的她回到家乡，在17岁时看到的大火堆前，以现在的自己这个身份，和过去的自己对话。

很简单的几句台词对答，勾勒出女主角的迷茫和挫败，火光映照的脸隐入阴影中。她问，“让你失望了吧？”而那个17岁的声音给出一记清脆坚定的回答，“怎么会呢！”女主角微笑落泪，脸庞转向光明。

不得不说，这也是袁媛职业生涯的微妙隐喻，即便经历了那么多的困顿跌宕，在北漂的经历中流泪迷茫。但凭着心口的一点暖热，不屈不挠地坚持下来了，最终迎来，少年时即见过的那束光亮。相信着自己，也相信着未来，明天会好的。